三不老胡同1号（第2/9页）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身无分文，有的是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帮我们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祁家豁子，四顾无人，我们俩一头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们发现了，石头土坷垃雨点般倾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三

转折是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那么多粮食吃，孩子们喊饿，我就叫他们不要出去跑着玩，多在床上躺一躺。老二振先对我说：妈妈，就吃两顿饭，躺着还饿……我想济年、三个孩子不能没有营养，就买了两只活鸡，想养一养杀给全家吃。叫老二下楼去放一放鸡，没想到给人偷走了。济年生气了，还把儿子给揍了一顿。有一次我饿得手发抖，出虚汗，实在难受，就在四川饭店买了一碗汤喝。回家后，看到全家人也在挨饿，心里很是不安，济年就劝我不要太自责。他说我们还是要苦中作乐，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我记得那次我和济年看见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状况，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鱼食堂吃了一顿鱼，花了26块钱……（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活鱼食堂就在紫竹院东门内，前面有个养鱼池，现捞现烧。所谓红烧鱼，只不过用酱油煮煮，没什么油花。按当时的收入，那顿饭实在贵得离谱。盘中剩下鱼骨头，我们兄妹仨咂着嘴，大眼瞪小眼。

炒饼可比红烧鱼实惠得多。每逢星期天，全家去西安门一家小饭馆吃炒饼。货比三家，那家就是比别的馆子油多量大。

1960年至1961年，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工作……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兄妹三人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些。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价糖，孩子们吃得高兴，让人感到安慰。（摘自父亲的笔记）

身为长子，我自认为有义务帮父母维持全家的生态平衡，监督弟弟妹妹，把热量消耗维持在最低限度。我和弟弟在公共食堂吃午饭，总是饥肠辘辘；妹妹在七一幼儿园日托，伙食不错，有时还能带回半个馒头。关键是晚饭，全家要精打细算，每人不超过二两粮食，钱阿姨就是有天大本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有一阵天天蒸菜包子，薄皮儿大馅。我以身作则，向弟弟妹妹宣讲少吃一个包子的好处，但完全没有说服力。

大姑父在德国拿到博士，是解放后全国少数几个一级工程师之一，享受国家特供。他不抽烟，把香烟分给父亲。在饥荒年代，父亲抽的都是“中华”、“牡丹”等名牌香烟。我的饥饿感随父亲吐出的烟雾沉浮，甚至出现奇妙的幻觉。

那年头各家极少请客吃饭，逢年过节，赶上亲戚串门进餐，只好互收粮票。饭后大人围在桌前掰着指头，锱铢必较，各自掏粮票。这对好面子的中国人是很尴尬的事。

一个月末的晚上，父亲给我一两即将作废的粮票和一毛钱，让我上街吃碗馄饨。新街口丁字路有一家露天的馄饨铺。待我坐定，已快十一点了，离粮票到期只剩下一个钟头。我把皱巴巴的粮票和钱交给伙计，核实无误，他随手抓了几个虾米皮撒进碗里，用笊篱涮了五六个小馄饨，再从大锅舀了勺骨头汤，端到我面前，热气腾腾。我饥肠辘辘，却没有马上动筷子，这是我头一次独自在外就餐，要尽量延长享受的时间。大锅滚沸着，伙计用铁勺敲打锅沿；一盏昏黄的灯泡，几只蛾子飞来飞去。

四

就像信徒去教堂一样，我们全家几乎每星期天都去护国寺电影院看电影，困难时期更是如此，似乎是对饥饿的某种补偿。

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从棉花胡同北拐，再沿护国寺东巷向西，步行约一刻钟。护国寺电影院外表不起眼，上有通风窗，乍看起来像旧厂房，年久失修，墙皮剥落露出了砖缝。只有玻璃门、电影广告和售票处小窗代表真实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