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书里的女人与女人的书（第21/25页）

我坐直着身体，依然停留在那一页上，心里想：玛丽·卡米盖尔只要作为一个观察者便可完成自己的作品。当然，我也有点担心，怕她会受到诱惑，会成为那种我觉得没多大趣味的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那种思想深沉的小说家。对她来说，有那么多新事物可以观察。她将不必再限于那些体面的中上层家庭。她将不再好像是自降身价，而是完全以伙伴的态度走进那些洒过香水的房间，那里正坐着交际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女人。她们穿着俗里俗气的现成服装坐在那儿，若是个男作家进来，当然只能拍拍她们的肩膀；但玛丽·卡米盖尔却可以拿出自己的剪刀，把她们的服装修剪得处处合身。而当这些女人显露出她们本来的样子时，那情景一定会令人惊讶——但我们必须稍等一下，因为玛丽·卡米盖尔仍可能抱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仍可能会在我们野蛮的性传统所认为的「罪恶」面前停下来。她仍可能戴着那副古老而丑陋的等级脚镣。

然而，大多数女人既不是妓女，也不是交际花；她们在夏天也不会呆坐一个下午，还把一只哈巴狗抱在自己脏兮兮的丝绒胸衣上。那么，她们在做什么呢？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河南岸的某个地方，那里有一条条长长的街道，有无数排房子，住着无数的人。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见有个很老很老的女人和一个中年女人——大概是她的女儿——手挽着手穿过街道。她们穿着靴子和毛皮大衣，很得体，看来那天下午她们一定非常隆重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上的毛皮大衣是每年夏天收放在柜子里的，所以现在还散发着樟脑味。她们穿过街道时，路灯亮了（因为她们喜欢黄昏），这时她们必出来散步，而且年复一年永不改变。那个年老的女人将近80岁了；但是你若问她这一辈子什么事最有意思，她会说，她记得巴拉克拉瓦战役胜利时，街上到处都点着灯；或者说，爱德华七世出生时，她听到人们在海德公园里放礼炮。然而，要是你正好知道这两件事的准确日期，接着问她：那么在1868年4月5日或者1875年11月2日，你在做什么？她一定会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说她根本就不记得了。因为她每天做的事都一样，做饭、洗杯碟、送孩子上学，最后把孩子养大成人。她所做的一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关于她，没有哪一本传记或者史书会提一词；历代的小说呢，虽非本意，却又不得不说谎。

所以，我对玛丽·卡米盖尔说——仿佛她在我面前似的——关于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确实还没有人真实地记录过。而当我沿着伦敦的这条街继续思考下去时，我在想象中感觉到了这种默默无闻生活的巨大分量，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或许来自那些正双手叉着腰站在街上的女人，她们大多长得肥胖臃肿，手指上戴着廉价的戒指，说起话来手舞足蹈，仿佛在念莎士比亚的台词；或许来自那些正在叫卖紫罗兰花的女孩，那些卖火柴的女孩，还有那些枯坐在屋门前的、瘦弱的老女人；或许来自那些正在逛街的年轻姑娘，她们脸上的表情就像多云天气里的波浪一样瞬息万变，看到男人一个样，看到女人一个样，看到橱窗里的灯光，又是一个样。所有这一切，我对玛丽·卡米盖尔说，就等着你举起火把去查看。特别是，你还必须照亮自己灵魂的深邃之处和浅显之处、虚妄之处和仁爱之处；必须说出，你美貌动人或者相貌平平，对你意味着什么；以及，你和这个到处是坛坛罐罐、充满了琐碎杂物和古怪气味、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的世界，究竟有何关系。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我这时正好走进了一家商店。那里不仅有各种手套和鞋子，还有各种布料，甚至还可闻到从药水瓶里发出来的淡淡的药水味，大理石地板是黑白相间的，墙上挂满五颜六色的彩带，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我想，假如玛丽·卡米盖尔走过那里，应该仔细看看，因为那里的景象和安第斯山的雪峰或者峡谷一样值得一写。还有柜台后面的那个姑娘——既然人们已经写出第一百五十种拿破仑传记，既然有关济慈及其对弥尔顿式倒装句用法的论著已有六十九种，而像Z教授之类的人还在写第七十种，那么我想，也应该有人来写写她的生活经历了。我这么想着，踮起脚小心翼翼地朝前走（我非常胆怯，生怕有人再朝我背上抽一鞭子），边走边默默地说，玛丽·卡米盖尔还应该懂得怎样不带嫉恨地嘲笑男性的虚荣心——或者说，他们的怪癖吧，这听上去会舒服一点。因为一个人的后脑勺上若有一块硬币大小的斑点，这个人自己是永远也看不见的，而男女之间可以相互做到一件好事，就是能相互指出对方后脑勺上的那块硬币大小的斑点。请想一想，尤文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