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温和的建议[1]（第2/7页）

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位诗人的第一或第二本诗集的标准印数约在两千至一万册之间(我指的仅为商业出版社)。我所知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合众国的人口约为两亿五千万。这就是说，一家出版某位作者第一或第二本诗集的标准商业出版社仅在瞄准总人口中的百分之零点零零一。这在我看来是荒谬的。

数世纪以来，妨碍公众接触到诗歌的障碍是印刷品的匮乏和识字水平的限制。如今，这两者实际上均已普及，于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比例就再也说不过去了。事实上，即便我们维持百分之一的比例，出版者们印出的诗人诗集也不该是两千至一万册，而应为二百五十万册。我们这个国家能有这么多的诗歌读者吗？我相信，我们有的；事实上，我相信我们的诗歌读者比这还要多得多。究竟有多少，这自然需要进行市场调查，可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回避的。

因为市场调查就其定义而言是有局限的。就像任何社会学调查一样，这需要将人口调查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组群、阶层和类别。他们假定每一社会组群均具有某些固定特征，据此对他们制定区分对待策略。这样做自然会减少人们的精神食粮，导致他们的智性障碍。他们相信，诗歌市场是面向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的，出版者们仅以这类人为目标读者。蓝领阶层是不会去阅读贺拉斯的，身着工装裤的农民也不会去读蒙塔莱^{[3]或马维尔[4]。同样，也不能指望一位政治家会背诵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或伊丽莎白·毕晓普[5]。}

这很愚蠢，也很危险。详细的理由之后再讲。此刻我只想说明，诗歌的传播不能依据市场标准，因为任何一种此类测算都会对潜在的读者估计不足。至于诗歌，市场调查的最终结果即便是借助计算机得出的，也依然纯粹是中世纪性质的。我们全都识字，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诗歌读者。书籍的传播就是以这一假设为依据的，而不是什么令人恐惧的需求概念。因为在文化领域，并非需求创造供给，而是相反。你阅读但丁，是因为他写作了《神曲》，而不是因为你感觉到了对他的需求：这个人或是他的诗都是你无法变幻出来的。

应该更大规模地向公众提供诗歌。诗歌应该无处不在，就像环绕着我们的大自然，就像诗歌从中汲取过很多比喻的大自然；或者说，诗歌应该像加油站一样无处不在，如果不能像汽车这样多的话。书店不仅要设在大学校园或主要街道上，而且还应出现在装配厂的门口。我们视为经典的那些作品应该出版便宜的平装本，在超市里出售。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国家，我不明白，那些用来生产汽车的方式为何不能用来生产诗集——诗集可以把你们带往更远的地方。是因为你们不想走得更远吗？有可能是的。但是，如果的确如此，这也只是因为你们没有交通工具，而不是因为我构想中的距离和目的地并不存在。

我想，即便对于一只同情的耳朵来说，这些话也会显得有些疯狂。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这建议还非常符合经济学。一本诗集印上两百五十万册，每册的定价比如说是两美元，它最终获得的收益会超过印数一万、定价二十美元的同一本书。你们当然有可能面临仓储难题，但此时你们便会被迫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推销此书。此外，如果政府意识到建立你们自己的私人图书室之于你们的内心天职恰如商务午餐之于你们的外在天职一样重要，那么，政府或许会给那些阅读、写作或出版诗歌的人减税。主要的输家自然会是巴西的热带雨林。不过我相信，一棵树若是在成为一部诗集还是成为一沓备忘录这两种命运之间做选择，它是会选择前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