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紧贴当代中国社会脉络（第3/3页）

这也说明，同一种理论在“纯学院”背景中与“泛政治”背景中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学者对一种“知识”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尤应加以注意。一种学说、观念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我们就离开了“纯学理”的内在整体性，进入了学理、观念在特殊历史脉络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一层次。这样，我们必然不得不离开“纯学理”、“纯观念”的领域。因此，这时我们重视、追问的不是“文本”(text）中的观念的“普遍”意义，而是要解释、说明、强调这些观念在“当事者”所处的特定“脉络”（context）中是如何显现的，具有哪些“特殊”的意义。也可以说，一种“社会化”的知识被化约、抽象之后便具有了普遍性，但同时也便具有了危险性。普遍性程度越高，危险性也就越强，所以对这种“社会知识”的引介尤应慎之又慎，而如何将其与一个特定社会的脉络“接脉”，亦即前面所说“伤筋动骨”的加工改造，则是一个更为复杂、艰难的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人物霍克海默曾经说过：“一部著作越伟大，就越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几十年盛而不衰，就在于它能紧随“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始终能够提出“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保持锐利的锋芒。而当下某些中国学者的病症，恰恰在于游离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外，所以他们的手中之剑看似锋利，实际却是“塑料的”；锋芒所向，恰与乃师相反。充其量只是一种“理论透支”，以“透支”来购买一时的“理论快感”，最终要加倍偿还，甚至会破产的。

总之，中国某些学者面对的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而是另一社会的问题。这说明，尽管一些理论本身非常有价值、有意义，但并不能不假思索地“食洋不化”,只有在“引进者”对自身的语境有深刻了解，能把这些理论作一番认真的思考和真正消化后，使之与具体环境有机相契，才会成为真正的“解剖刀”。否则，这只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高深、时髦的显示；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