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个新道统（第7/9页）

雷颐在《“洋径洪学风”举凡》一文中说，洋径洪学风的本质是，脱离社会历史经验，削足适履，把事实勉强塞进某种“理论”框架中。比如对“文革”时红卫兵美术的评论，某些评论者用后现代艺术、波普艺术的理论解释红卫兵美术，说红卫兵美术是“叛逆”美术、“颠覆”美术。实际上，红卫兵的本质恰恰不是“叛逆”和“颠覆”，而是觉得一元化镇压还不够狠，因此要用血淋淋的“红色恐怖”来保证红色领袖的绝对权威，保证江山“万年红”。红卫兵美术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造反也是奉旨造反，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国家机器作为后盾。“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的仗势欺人嘴脸，是西方后现代所没有的。红卫兵美术实际上是当时的官方美术，《毛主席去安源》获得官方巨大支持证明了这一点。雷颐说，按照这些评论家的观点，义和团的艺术也可以说是后现代艺术，因为义和团团民经常身着戏装，自称关羽赵云进行战斗。再比如，西方一些学者由福柯的思想追踪到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而赞颂毛泽东晚年思想。一些中国留学生也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称颂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怎么一跨过太平洋就忘了毛泽东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化发展？雷颐说，当一些人把一种社会理论运用到另一个社会的时候，就忘了这一理论背后蕴涵的特定社会内容，简单地将其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就把西马、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所面对的西方间题幻化为中国的问题，结果反而使这种理论丧失了合理性。这里的教训在于，不能生搬硬套一种外来理论，更不能削足适履胡乱印证。

崔之元的回应短文《反对“认识论特权”：中国研究的世界视角》，没有正面讨论刘东、雷颐提出的问题，只是说中国像一部大书、一部奇书，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只有通过多视角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解读，才能揭示今日中国的丰富内涵和明日中国的潜在可能。崔之元说，刘东以是否具有“对于中国现状的切身经验”为由，在文章中索取“认识论特权”，这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甘阳的文章《谁是中国研究中的“我们”？》，也没有正面回应刘东和雷颐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他抓住刘东文章中的人称代词“我们”做文章。甘阳说，刘东的文章把“如何才能了解中国”偷换成“谁才能了解中国”。刘东的答案是，只有“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因为“我们”具有对中国现状的切身经验。凡不属于“我们”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都是“洋径洪”。甘阳认为刘东的文章表达了一种焦虑，即生怕别人拿走解释中国的权利。甘阳说刘东把自己想象成为对中国研究具有生杀大权的权威，对所有不属于“我们”的人关于中国的讨论横加扫荡。甘阳说，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认为自己最了解中国，那就像一个工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工人就认为自己最了解工人阶级一样，乃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如果把“切身经验”作为排斥他人的依据，那么所有的社会科学便不能成立。甘阳批评刘东是井蛙观天，夜郎自大。甘阳说，中国研究是人人可以进入的，中国不是任何人可以占有的。

自1995年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渐次展开。

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

一是中国社会现状。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后斯大林时代、后毛泽东时代，即威权社会主义。

二是腐败是怎样产生的。新左派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造成了腐败。自由主义者坚决支持改革开放，并认为是权力缺乏制约的旧体制导致了腐败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