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新在哪里（第6/8页）

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论述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

朱学勤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分歧何在》一文中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15

不少学者指出，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新左派思潮的重大局限。

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揭露批判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学者雷颐对新左派看得格外透彻。他认为新左派一些朋友嘴不对心，在国内讲一套，在国外讲一套。比如，他们在国内批判自由主义，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甚至组织文章批判龙应台，以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到了美国，却说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与执政当局推行的“发展主义”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从而又把自己打扮成“反当局的英雄”，获取美国人的喝彩。

还有学者说，不少新左派其实是明白人，只是精于算计，因此不断改变说法，总给人戴上了“面具”的感觉，辩论起来飘忽不定，甚至有一种假戏真演的做作与滑稽。

台湾《联合报》2010年5月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全新的新左派。该文说新左派应该反省一番，放弃鼓吹国家主义，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和金钱万能之外，还应监督政府，追求爱好和平、崇尚自由、推己及人的大爱，这样才能对应时代。对此，不知新左派以为然否。

新左派和国家主义

老左派袁庾华在2010年7月接受台湾《思想》杂志采访说，对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几乎所有左翼都是否定的。16

袁先生的概括有一定依据。比如汪晖就曾批评改革开放实施的政策是一种偏颇的“发展主义”，他并且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导致了腐败加剧。再比如新左派对于中国融入全球化，以及逐渐推进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制度，都曾给予猛烈批评。说来也不奇怪，这些发展趋势正是自由主义极力主张和推动的。

然而最近风向发生变化。借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自2008年提出“中国模式”一说之后，新左派一反过去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与批评，一拥而上盛赞中国模式，并相继发表著作，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秋风说，新左派俨然作为中国模式的政策设计者和理论阐释者，活跃于海内外思想界和政界，仿佛过去几十年改革所创造的奇迹，就是他们所设计的，这真是一个奇妙有趣的变脸。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有学者说，新左派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现在他们通过歌唱中国模式，试图论证中国拒绝西方道路、挑战普世价值，也可以获得成功。总而言之，反对西方是目的，至于支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不过是手段而已，要看是否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

最近，许纪霖发表文章《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指出近年来一些新左派人物集体右转，转而主张国家主义。

何谓国家主义？这是产生于19世纪初德国的一种思潮。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核心，国家至上，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国家主义宣扬爱国主义，号召国内民众团结一致对外。从总的范畴来看，国家主义仍然属于民族主义。许纪霖这样解释当今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止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