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第5/6页）

（2）中国要实现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在集权条件下才能完成，这个集权的指向应该是追求现代化的。

（3）当前中国在政治领域中的改革不是全面推行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集权制和政治垄断。

（4）这种集权制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应该由一个伟大领袖以及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制性地推进经济现代化。

（5）这个新权威统治集团的任务是：用强力推进市场化和私有财产制度；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压制政治上的反对派以维护稳定；当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起来之际，新权威主义即结束统治，自动让位于民主政治时代。

岳麟章、郑永年在文章中说，新权威主义的出现给理论界带来生机，值得欢迎。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勇敢站出来提出治国良方，难能可贵。但是，民主化、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现代化的不同侧面，彼此互相依赖和促进，如果把它们割裂开，会发生问题。另外，一旦新权威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就会成为既得利益者，很难自动让位。

张宗厚在《新权威还是法理权威》一文中说，新权威主义者推动改革的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目前中国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我们缺乏能够抑制种种社会弊端的机制。中国主要是缺乏法治。因此当前需要做的，是尽快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卡里斯玛型社会（即魅力领袖主导）向法理型社会转变。靠强人政治推进现代化，仍然是人治思维。

王逸舟的《为什么不能赞成新权威主义》指出，新权威主义受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支配。新权威主义者把经济效率看得高于政治民主，是一种不当的价值判断。

荣剑在《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一文中说，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不仅垄断政治权力，而且也操纵经济运行。在改革10年之后，这种情况没有彻底改变。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依靠这样的集权体制，无法实现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也无法达到经济自由化的目标。中国的出路在于，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协同经济体制改革完成自身的自由化。

秦晓鹰的文章《跳出历史的恶性循环》认为，中国的权威缺少现代化指向，现有的权力指向与实现现代化有很大偏差。因此，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新权威主义这一套主张，在中国、在世界已经到了白了须发、添了寿眉、脱了牙齿的岁数。

顾昕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他认为，新权威主义和民主优先这两种思路都有弱点。他在《第三条道路：一种稳健的制度变革战略》一文中说，新权威主义者的依据是历史。吴稼祥说，英王亨利二世就是开明权威。但亨利二世的举措是诸种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不是他本人事先有个明确的建构计划而有意为之。至于其他新权威主义者注重的拉丁美洲国家军人政权实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也是这些政权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并非按照事先设计的新权威理想蓝图逐步实施。亚洲四小龙的情况更为复杂，美国背景以及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迫使这些国家或地区不得不具有“现代化取向”。总之，以上历史案例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自生白发特点，不是人为设计。新权威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缺乏深刻了解，他们寄托希望的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能够按步骤实现制度变革，最后交班给民主吗？这是有很大疑问的。新权威主义者持英雄史观，而民主主义者持群众史观，要么把目光集中在权威上，要么把目光集中在人民上，唯独没有留神中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