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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卡桑德罗九月二十五日离任时很干净，他是装点门面的老手，”将军逢人便说，“可是他的朋友们把英国人以大笔息金借给国家的钱又带回英国，替他放高利贷，利上滚利。”

他整宿整宿地向所有人披露心底的混乱思想。第四天拂晓，当危象似乎不可逆转时，他突然出现在院子门口，身上仍穿着接到噩耗时的那套衣服，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叫进屋，同他一直谈到雄鸡啼鸣。将军躺在有蚊帐的吊床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躺在旁边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挂起的另一张吊床上。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把和平时期宁静生活的习惯远远抛在身后，几天之内又回到了戎马倥偬、凶吉未卜的战地夜晚。经过那次谈话，将军明确地知道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在图尔巴科表达的烦躁和愿望不仅是他个人的，而是大多数委内瑞拉军官的共同问题。自从新格拉纳达人和他们反目以来，委内瑞拉军官们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但是为了美洲的一体化，也不惜同室操戈。如果将军下令叫他们到委内瑞拉去打仗，他们肯定争先恐后，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比谁都跑得快。

那几天糟透了。将军唯一愿意接待的来访者是波兰上校契斯拉夫·纳比埃斯基，弗里德兰战役的英雄和莱比锡惨败的幸存者，他带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介绍信，前几天来到，准备参加哥伦比亚军队。

“您来迟了，”将军对他说，“这里一无所有。”

苏克雷死后，情况比一无所有更糟。将军向纳比埃斯基表明了这一点，纳比埃斯基的旅行日记里也表明了这一点。一百八十年后，一位格拉纳达大诗人发现了日记，核实了历史资料。纳比埃斯基是搭乘香农号来的。船长陪他到将军住所，将军说他想去欧洲，但是两人都看不出将军真有动身的打算。三桅船返航金斯敦之前要去拉瓜伊拉，然后回卡塔赫纳，将军请船长带一封信给替他经管阿罗阿矿业的委内瑞拉律师，希望回来时能捎些钱来。三桅船返回时没有答复，将军显得十分泄气。谁都不敢问他是否动身。

接到的消息没有一条令人欣慰。何塞·帕拉西奥斯尽可能推迟向将军汇报，以免接二连三给他打击。使侍从军官们感到忧虑、为了不折磨将军而隐瞒的一件事是卫队的轻骑兵和投弹手中间淋病蔓延，久治不愈。起因是在翁达期间有两个女人每天晚上来驻地鬼混，以后士兵们路过每个地方都寻欢作乐，继续传播。最后没有一个士兵没被染上，正规医师和江湖郎中都束手无策。

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了防止将军产生不必要的烦恼而事事留意，结果还是出了纰漏。一晚，一封没有署名的信经过好几个人传递，不知怎么到了躺在吊床上的将军手里。他没戴眼镜，拿得老远看完后，在蜡烛火上烧着，烧剩一角才扔掉。

那是何塞法·萨格拉里奥的信。她听说将军已经下台并准备去国外，兴冲冲地同丈夫和儿子一起出发去蒙博克斯，星期一路过这里。将军没有透露信的内容，但整夜显得极为不安，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信给何塞法·萨格拉里奥，提出和解。她拒绝了将军的要求，按原定日程上路，毫不动摇。她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唯一的理由是同她认为已经死去的人和解毫无意义。

那一个星期中还听说曼努埃拉·萨恩斯在圣菲为了争取将军复出，单枪匹马闹得越来越凶。内政部长找她麻烦，要她交出她保存的文件档案。她一口回绝，发动了一系列的挑衅，激怒了政府。她带着两名健壮女奴闹得天翻地覆，散发颂扬将军的传单，擦去公墙上的炭涂标语。她穿着上校制服进出军营，既参加士兵们的聚会，也参加军官们的密谋，毫无顾忌。人们纷纷传说她在乌达内塔的庇护下正策动一次武装叛乱，以重建将军的绝对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