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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卡雷尼奥说，“我老了，可是我不承认我老了。”

“我比你整整大八岁。”将军说。

“我按每一处伤疤加两岁计算，”卡雷尼奥说，“这样我就是所有人中间年岁最大的。”

“如果这么计算，最老的该是何塞·劳伦西奥，”将军说，“六处枪伤，七处长矛伤，两处箭伤。”

卡雷尼奥觉得这句话不顺耳，反唇相讥说：

“那最年轻的应该是你：连皮都没有刮破过。”

将军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像是谴责的实话，但是出自卡雷尼奥之口一点也不使他生气，因为他们的友情已经受过最严峻的考验。将军在他身旁坐下，一起观看河水映出的星星。过了好久之后，卡雷尼奥再说话时，他已深入梦乡了。

“我不承认这次一走生命就结束了。”他说。

“生命并不只以死亡为结束，”将军说，“还有别的方式，甚至某些更光彩的方式。”

卡雷尼奥不愿意承认。

“总该干些什么，”他说，“即使让我们洗个紫香菊浴也好。不仅我们，还有整个解放军。”

将军第二次去巴黎时，还没有听说委内瑞拉民间流行的祛除厄运的紫香菊浴。洪堡的合作者，艾梅·彭普兰博士郑重其事地向他介绍了这种花有科学根据的特效。那一时期，将军还认识了法兰西法院一位德高望重的审判官，他年轻时到过加拉加斯，当时经常参加巴黎的文学沙龙，漂亮的长头发和长胡子由于洗了这种净化浴，给染成了紫色。

将军对一切带有迷信或神秘色彩的事物，对一切违反他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教导的理性主义的盲目崇拜都嗤之以鼻。当时他年方二十，新近丧妻，腰缠万金，对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迷惑不解，参加了共济会，高声背诵《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中他喜爱的篇章，把卢梭的这两本书长期搁在床头。他拉着老师的手，背着行囊，徒步走遍了半个欧洲。堂西蒙·罗德里格斯在一座小山头望着脚下的罗马城响亮地发出了他对美洲命运的预言。而将军看得更清楚。

“对那些讨厌的西班牙人，只有把他们踢出委内瑞拉。”他说，“我向你宣誓：我要这么做。”

当他到了法定年龄，有权支配他继承的遗产时，他开始过着狂热的时代和他果敢的性格所要求的生活，三个月内花了十五万法郎。他住巴黎最昂贵的旅馆最豪华的房间，有两个穿制服的仆人，一辆由土耳其车夫驾驭、白马拉套的马车，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情妇，不论是在普鲁考普咖啡馆他常占的桌子旁，在蒙马特的舞会上，或是在歌剧院他的包厢里都带着花枝招展的女人，他还告诉人家他一夜之间在轮盘赌桌输了三千比索。

回加拉加斯之后，他对卢梭仍比对自己的心更亲，热情不减地重读《新爱洛伊丝》，那本书都被磨破了。可是在九月二十五日事件前不久，他已经履行并超过了他在罗马作的誓言，曼努埃拉·萨恩斯第十遍重读《爱弥儿》时，将军打断了她，说那本书讨厌。当时他还说：“一八〇四年的巴黎比任何地方更使我感到厌倦。”然而他在巴黎的时候，他的命运还没有在紫香菊的预兆性的水里浸染过，他认为自己很幸福，甚至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二十四年后，他遭到失败，病得要死，在马格达莱纳河魔幻般的景色中想得出神，也许在自问有没有勇气抛开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准备的牛至、鼠尾草和苦橘叶煮的用来分神的洗澡水，采纳卡雷尼奥的劝告，带着他的叫花子似的军队，他的百无一用的光荣，他的痛定思痛的失误以及整个祖国，浸入紫香菊的拯救的海洋。

那一晚万籁俱寂，像在平原上广阔的潮淹区一样，周围几里路远的悄悄谈话声都清晰可闻。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遇到过相似的情景，在日记中写道：“我整夜都听到有鸟飞过。”经过六十九天的航行，哥伦布已经接近陆地。将军也听到鸟飞过的声音。卡雷尼奥入睡时，大概八点，开始有鸟飞过，一小时后，头上飞过的鸟越来越多，鸟翅扇起的风比自然风更大。不久，舢板底下有几条失群的大鱼在映着星光的水里游过，东北方向飘来一阵阵夹着霉臭气味的风。那种奇特的自由感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巨大力量不看也能觉察出来。“慈悲的上帝，”将军叹道，“我们到了。”确实如此。前面就是海，海那面是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