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网 06（第2/3页）

他们在这两点上是有道理的：战争芭蕾在继续，尼梅格条约把这片土地干脆划给了法国，但是军队仍奏着吕利的乐曲在行进，洗劫与焚烧一直持续到乌得勒支条约为止，也就是说，整整持续了三十年。他们把佛兰德的农民以及其他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拉布吕耶尔所描述的那种可怜的牲畜，那个时期，据十九世纪的一位诗人说，那位伟大的国王之夕阳“如画般美丽，在映照着人们的生活”。其实，在当时，甚至连温和的费奈隆在回答一位踌躇迟疑的军官时也只是劝他尽量压制部队的抢掠行为，他们的抢劫被认为是对士兵食物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封邑领主的实物收入大概越来越少，而农民的稀粥则越来越稀。在城里，贵族们则对法国总督的践踏作出反应，回收新政权出售的公民财物。这是极其繁难昂贵的，但他们仍坚持不懈。我在谈到德·奥齐埃时提到登记各家纹章的法令，该法令是新的，但却适用于整个法兰西，目的在于多少填补一下国王的金库。比埃斯瓦尔家族拒绝服从，也许他们认为法国政权长不了。法国总督尽管大肆嘲讽这些手头极其拮据的可怜人，但无济于事。其他一些家族，如克里纳韦克家族则比较驯服，东拼西凑，违心地去服从命令。这个时期，国王也缺少银两，只好把五百份贵族证书以每份六百利弗尔的价格抛售了。只有一位佛兰德人可以说是在前进。

大地很快便恢复了元气，因为当时人类尚无法大范围地进行毁坏与污染。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开始热情洋溢地干了起来，那份激情犹如昆虫的激情一样，我们不太知道它是了不起的还是荒谬愚蠢的，但第二个目标似乎比第一个目标更合适一些，因为从经验中从来没有得出过什么教训。十八世纪是生活温馨美好的时光之一，但是古老的佛兰德发生了改变，从前的金色调让位给了法兰西的灰色调；古老的贵族变成了穿袍贵族；一些平民百姓参加不了的庆祝活动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以前的那些公众狂欢。巴约勒也逐渐跻身于那些外省中知名的地方，这些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法国小说所钟爱之地，在那里，或多或少有点贵族头衔的法官和小贵族们宁愿过城市的舒适生活，也不喜欢自己土地上的那种不方便，他们开始在两盏银制烛台之间玩起双陆棋了。群众性的生活特别存在于昂巴什的城郊，在那里，小酒馆老板的生意比在城里红火，啤酒制造商在酿制啤酒，纺织工在自己家里纺纱织布，而绣花女则低着头在勤劳地飞针走线。昂巴什还提供那种被人瞧不起的娱乐玩意儿或是庸俗一点的玩意儿，那是城市所不可缺少的丐帮的酵母。一七〇〇年，一对有身份的父子在那里的小旅店被杀害；凶手被绞死；人们在圣瓦斯特教堂为受害者做了弥撒，而尼古拉·比埃斯瓦尔在他的笔记本中还详细地记下了付给他的那三个利弗尔的用途——用作这风光的葬礼的旗子和火盆，这小小的税款对于财政官来说至少是部分地对其投资的回报。

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这帮大人先生中某些人的姓氏变化了，如果尚未贵族化，便加一个贵族姓氏，而且仿佛纯属偶然似的，这种姓名几乎始终就是一种法国姓名。于是，克里纳韦克家族变成了克里纳韦克·德·克莱伊昂古尔家族，因为隶属于卡塞尔的古尔地方的一小片子爵采邑的缘故；我所出生的那支比埃斯瓦尔家族今后便称作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家族；巴埃尔家族变成为巴埃尔·德·讷维尔家族。作为教养和某种社会地位的标志，法语的使用早在路易十四征服这儿之前便开始了，十六世纪，在巴约勒与荷兰摄政之间的通信往来几乎总是使用这种语言，但是，在公证文书、大事记和墓志铭中，直到十八世纪仍旧主要使用佛兰德语。修辞会馆到处都在走下坡路，甚至在比利时各省也是如此，法国当局对它们没有好脸色。婚姻协议书和登记着银餐具、银圣水缸、金十字架和女人首饰的死后财产登记清单账册中是绝对不提的，但是用法文、拉丁文，还有较少见的荷兰文写的大部头作品却是装订成精装本，这儿那儿地摆放着。尼古拉·比埃斯瓦尔用他的现已不合法但是照用不误的纹章装饰其藏书章；米歇尔-多纳西安·克莱伊昂古尔到巴黎刻他的纹章，而且还在自己的纹章周围刻上一些爱神丘比特在一种洛可可式的光轮中上下起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