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者序（第3/5页）

博尔赫斯，编者，以及每一位诗人之间的合作程度从一首诗到另一首诗是大不相同的。有的篇章——尤其是博尔赫斯的后期作品，无论是普遍的主题还是译者感到平易的其他题材——转变成英语几乎无需博尔赫斯和我的一臂之力,当然，直译文总是在我手中作为一个标准。另外几次——当原文呈现出困难或晦涩时——在达到一首满意的译文之前几篇草稿和一长串书信会在诗人与编者之间往来不已。通常，在这些中间阶段里，我并不请教博尔赫斯——直到我自己的评论资料枯竭了为止。最后当我交给他一份草稿时，它或者已经完成，或者已近于完成。在这些成果朗读给他时，博尔赫斯急切地倾听着，并加以慷慨赞扬，时常打断我宣布一行诗“远胜于原文”。博尔赫斯所注重的总是诗篇的质量在英语中得到提高，而决不是对西班牙语诗行或词藻的任何忠实的保留。事实上，他远没有将西班牙语原文当做神圣的文本，以至博尔赫斯多次把他的诗称为英语译作的“粗糙草稿而已”。起初，他甚至提醒我说，“你给诗人们写信时，要告诉他们无论我的诗怎么样，译文必须是好的”。

同样，也有来自诗人们的慷慨回报。很多人鼓励，有的是感激我们所采用的方法，而我也总是大受帮助和教益。阿兰·杜甘在评论我自己的几首译作时，让我看到尽管我对博尔赫斯了解很深，但还是可能出现失误，我也不应总是过分自信于我对疑难篇章的诠释。这迫使我每遇到一个并不完全明白的短语时就与博尔赫斯进行双重的核对。约翰·厄普代克抱怨说，我在译他的一首十四行诗时太注重直译而粗心地忽视了他的诗行是以五步抑扬格细致地写成的。他是对的。这使我悟到了一个明智的方式——也是本书中使用最广泛的方式——可以解决英译博尔赫斯的十四行诗这个难题。在厄普代克的引导下，我鼓励别的译者尝试无韵诗，在可能时以一个押韵的对句收尾。阿拉斯泰尔·瑞德和我赞同这一模式，因为它不硬性押韵，那并不是诗。（瑞德和我要进行大量对我十分有益的通信，我们在信中讨论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理查德·威尔伯，威廉·弗尔古森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找到了他们自己处理十四行诗体的方式，约翰·霍兰德和马克·斯特兰德也一样。理查德·霍华德因为有塞萨尔·雷奈尔而获得了一个私人的西班牙语专家，将他最喜爱的格律规划——音节计算——应用于这一形式。他的成功激发了我朝这个方向的努力，我使用音节格律来解决我自己翻译中的三种不同的难题。

在着手修改他们以往翻译的某些博尔赫斯作品时，罗伯特·菲茨杰拉德和阿拉斯泰尔·瑞德显示了无比的宽宏大度。我乐于出示本书所面临的各种难题的一些详细例证，我可以首先举这两位诗人的两首新译作为例。瑞德的“纪念胡宁的胜利者苏亚雷斯上校的一页”最初发表在安东尼·克里甘编辑的《个人选集》里。在那里，尽管调子与语言是对的，这首诗却神秘地漏了一行，也包含有一些恼人的小差错；最糟的是因译者缺少理清情节所必需的详实（而复杂）的史料而造成的混乱。当然，没有首要的正确调子，多少修改也改进不了这首诗；关键的背景材料博尔赫斯和我可以提供——在诗中，苏亚雷斯上校尽管是一位阿根廷军官，但并非孤独地居住在本国（像在瑞德的初译里那样），而是流亡乌拉圭；因此将他带到那里的不是幸运而是宿命。在流亡中，时间对他来说并不流淌，而是一种单调。战斗本身在安第斯山进行，在秘鲁的一片台地——一个不应与后来为纪念它而得名的阿根廷城市相混淆的地方。这就是独立战争，苏亚雷斯率领着秘鲁军队，而不是与他们作战。有一行，博尔赫斯简单地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