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第3/4页）

我不希望给人印象是他每天夜里都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作次数越来越少，间隔也越来越长。不过，你可以从我母亲抿紧的双唇看出来：他又要发作了。她有一种雷达系统，可以探测父亲情绪的波动。

我是想说他不爱她了吗？根本不是。他爱她；在某些方面他对她忠贞不贰。然而，他无法进入她的内心，她这方面也一样。他们俩就像喝了某种致命的毒药，使得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又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是他们的心却永远走不到一起。

日复一日地渴求一个就在你眼前的人，那是什么滋味？我永远也不会明白。

几个月之后，父亲就开始了他那不光彩的漫游。不过，不是在本镇，至少起先不是。他会坐火车去多伦多“出差”，实际上是去喝酒，而且还去“找鸡”——当时的话就是这么叫的。消息传开了，快得惊人；丑事一般都是如此。奇怪的是，我的父母却因为此事在镇上更受尊敬了。鉴于当时的情况，有谁会去指责他呢？至于母亲，尽管不得不忍受许多事，可她嘴里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镇上人们的态度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我是如何知道所有这些事的？我并不知道，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道。不过，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闭口不谈的事要比讲出来的事多——双唇紧闭、头转过去、匆匆斜睨一眼都表达一定的意思。有时连肩膀也会拱起来，像扛了一个重物似的。难怪我和劳拉喜欢在门外偷听了。）

父亲有一大捆手杖，都带有特制的手柄——象牙的、银的、乌木的。他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他从未设想过最终要经营家族的企业，但既然接过了这副担子，他就打算把它干好。他本来可以把工厂卖掉，却碰巧当时没有买主，或者说别人不愿出他报的价码。同时，他觉得这是他的义务所在，即便不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也是为了纪念他的两个死去的兄弟。尽管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儿子，他还是把信笺上公司的名称改为“蔡斯父子（三人）公司”。他想要有自己的儿子，最好是两个，以此来代替他死去的两个兄弟。他想把工厂开下去。

工厂的男人们从一开始就尊敬他。这倒不仅是因为他得的军功章。战争刚结束，厂里的妇女就靠边站了，她们的岗位由战罢归来的男人们顶上——只要这些男人还能够工作。然而，战争时期的大量需求已经结束，因此没有那么多活可干了。就全国来说，许多工厂关闭，工人失业，而我父亲的工厂却不然。他还在雇用工人，而且是超量地雇用。他雇用那些老兵。他说，国家对这些人忘恩负义是可鄙的，而全国的工商业主应该补偿欠他们的东西。不过，很少有人响应。他们对此闭上一只眼，只当没看见。然而，我父亲本来就只有一只眼睛，他不能再把另外一只也闭上。于是，别人就开始说他是叛逆者，说他有点犯傻。

从外表上看，我是父亲的真传。我不光长得像他，还继承了他的绷脸以及他固执的怀疑主义。（最后连他的军功章也继承了。他把它们都留给了我。）当我倔犟的时候，瑞妮就会说我的脾气坏，而她知道这是谁的遗传。与我相反，劳拉则是母亲的真传。在某些方面，她也具有母亲的那种虔诚；她也长着高高的、白净的额头。

不过，长相这种东西带有欺骗性。我开车决不会坠下桥去。我父亲会的，而母亲倒不会。

那是一九一九年秋天。我、父亲、母亲三人一起努力，要把日子过好。十一月份的一天，差不多是上床睡觉的时候了。我们坐在阿维隆庄园的起居室里。由于天气转凉了，起居室的壁炉生了火。母亲最近刚从一种莫名其妙的病中康复过来，据说那病与她的神经有关。她在补衣服。她本来不需要自己干——她可以雇一个人，但她自己想干；她喜欢手里有活。她正在缝我裙子上掉下来的一粒钮扣；别人说我穿衣服从不爱惜。她手肘边的圆桌上摆着印第安人编的带有香草镶边的针线篮，里面放着剪刀、线轴以及她的蛋形木制衬补托，另外还有她新配的专用圆眼镜。做这种近的针线活她是不用戴眼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