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第4/5页）

我不清楚他们俩在哈利法克斯是住在哪儿，住多久。是住在一家体面的大酒店里，还是由于房间紧张而窝在下等客栈或港口边的廉价旅馆里？他们在一起是待了好几天，还是一个晚上，还是几个小时？他们俩做了些什么，又说了些什么？我想也就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吧，可究竟是什么呢？如今是再也不可能知道了。后来，“苏格兰人”号海轮载着军团的官兵起航了，我母亲与其他妻子们站在码头上哭泣着向亲人挥别。或许母亲没有哭泣，因为她觉得不能这样放纵自己。

父亲在信中写道：我正在法国某个地方。我无法形容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也不会去形容。我们只能相信，这场战争是出于正义，是为了维护和推进现有的文明。伤亡（此处一个字被划掉）难以计数。我以前不知道人类擅长什么。要忍耐的已超出了（此处一个字被划掉）。我天天都在想家，特别是想你，我最亲爱的莉莲娜。

在阿维隆庄园，我母亲开始把意志付诸行动。她对公共服务抱有信念；她觉得，她必须卷起袖子为战争做点有用的事情。她组织了一个“慰问团”，通过捐赠品义卖来筹钱，然后用这钱买小包的烟草和糖果寄往前线的战壕。她为这些活动打开了阿维隆庄园的大门，但据瑞妮说，办这些事把地板弄得一塌糊涂。除了义卖，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她的小组就会在客厅里为部队编织衣物——新手们织浴巾；熟手们织围巾；老手们织连帽大衣和手套。不久，又征召了一批“星期四志愿者”；她们是从若格斯河南岸来的一些年长的、文化较低的女人，但个个都是编织能手。这些人为亚美尼亚的挨饿儿童和所谓“海外难民”编织婴儿服。编织了两个小时以后，她们便在餐厅吃一顿简单的茶点；此时，彩绘玻璃上的圆桌骑士和他的情人会懒洋洋地俯视她们。

当伤残的士兵开始出现在街道上和邻近几个镇上的医院里（提康德罗加港还没有医院），母亲会亲自去看望他们。据瑞妮说，她看望的大多是那些最惨的伤员——破相或残废的士兵。每次回来，她都会筋疲力尽，心烦意乱，甚至还会在厨房里哭泣。这时，瑞妮会冲一杯可可给她喝，让她支撑住。瑞妮说，她从不爱护自己，因而毁了自己的健康。尤其是从她的身体状况来看，她是在拼命地工作。

拼命地工作，不爱护自己，毁了自己的健康——这曾经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美德啊！这种无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只有通过严酷自律、克服人的劣根性才能获得。而到了我生活的时代，这种诀窍或秘密想必已经丢失了。或许，由于母亲的遭遇对我的负面影响，我并没有去尝试。

至于劳拉，她一点都不无私。她倒是性格敏感，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生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初。我出生后不久，珀西在伊普尔前沿阵地的炮火中阵亡了。七月份，埃迪在索姆牺牲；或者说，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一个大弹坑旁。这两件不幸的事让母亲难以接受，而对祖父的打击更大得多。八月份，祖父得了严重的中风。他说话和记忆都出现了障碍。

母亲非正式地接过了管理工厂的工作。她周旋于祖父（据说他处于病后恢复期）和其他人之间，每天还要与工厂的男秘书和各种各样的工头会面。由于母亲是唯一能听懂祖父说话的人，或者说她自己认为她能，因此她成了他的翻译，也成了唯一有资格握着祖父的手帮他签名的人。谁敢说有时候她不会照自己意志行事呢？

厂里也不是说万事太平。战争开始的时候，有六分之一的工人是女性；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数量已是三分之二了。剩下的男人都是些老弱病残，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上战场的。这些人对女工的剧增感到不快，于是就发泄对她们的不满，或者开下流的玩笑。反过来，这些女工认为他们是懦夫或懒汉，掩饰不住对他们的藐视。事物的自然顺序——我母亲认为的自然次序——就是把事情反过来做。不过，工人的工资给得很高，而钱给生产加足了油。总的来说，我母亲有能力将厂里的事处理得顺顺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