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和平》，兼谈托尔斯泰的为人与信仰（第9/10页）

留存的手稿里，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晚年的日记。他早期的日记一直由索尼娅保管，但最近十年的日记都交给了切尔特科夫。索尼娅一直想把这十年的日记要回来，一方面因为这些日记的发表可带来丰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索尼娅不愿让这些真实记录着夫妻间不和的日记公之于众。她派人到切尔特科夫那里要回日记，被切尔特科夫拒绝了。她甚至以服毒和自缢来威胁，要切尔特科夫归还日记。托尔斯泰无法忍受索尼娅的狂怒，便从切尔特科夫那里把日记取回来，却并没有交给她，而是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为此，切尔特科夫写了一封信给他，关于这封信，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收到来自切尔特科夫的一封充满埋怨和责备的信。他们让我心碎，有时候我真想离开所有这些人，一个人走得远远的。”

很年轻的时候，托尔斯泰便一直想要远离混乱和困苦的尘世，去某个地方隐居，在孤独中进行自我完善。像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托尔斯泰把这种愿望的实现交由两个小说中的人物，《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他自己性格的真实写照。如今，他的生活状况使得他更想及早地实现这一愿望。妻子和儿女们使他烦恼不已。朋友们认为他应该完全践行自己的理想，他们的责备也是他苦恼的来源。甚至有许多人因为他的言行不一而备感痛苦，他们几乎每天给他写信，在信中责备他虚伪，这让他万分伤心。有个虔诚的信徒来信请求他放弃自己的庄园，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亲戚和穷人，不能留下一个戈比，然后再像乞丐一样去流浪。托尔斯泰写信回复他：“我被你的来信深深打动，我的梦想和你建议的完全一样，但目前我还做不到这点，这其中有太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必须不能影响到其他人。”其实，人们采取某种行动的根源往往深埋在他们的下意识里，我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没有去践行他的朋友的建议和自己的良心要求，是因为他下意识里并不真的想那样做。作家的心理通常有一个特点，虽然对于每个研究作家生平的人来说，这个特点显而易见，但我还从未听人正式谈起过，那便是：对于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作品便是他们内心因为某种原因而遭受压制的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便你叫什么）的升华，这些东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后，作家便摆脱内心的压力，不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然而，这种发泄方式并不会使他们完全满意，仍然会有某种缺憾留在他们心中。这正是为什么作家大多会赞美体力劳动者，因为动笔的人会怀着一种不自觉的妒意羡慕行动的人。托尔斯泰热衷于体力劳动，很可能就是为了摆脱自己内心某种欲望的压力。也就是说，托尔斯泰通过写作没能发泄掉自己全部的欲望，他想寻求其他的方式去宣泄，而这种无意识的宣泄行为，却被他真诚地认为是做着一件正确的事情。

当然，托尔斯泰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他以最动人、最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作家本能。我想，他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显得更加鲜明，才在他那些带有说教性质的论著中失去了控制，如果他好好想一想，这些观点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也许他就不会把它们发挥到如此绝对的地步。他的确承认过，妥协在理论上虽不被允许，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但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整个立场，因为既然妥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那么要想彻底践行他的理论就是不可能的事，他的理论就一定有问题。然而，即便托尔斯泰自己想做出某种妥协，那些一批又一批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满怀崇拜心情的信徒也不会同意，这便是托尔斯泰的不幸。信徒们逼迫这位老人做出某种戏剧性的行动来满足他们的愿望，这确实有些残忍。托尔斯泰的学说牢牢地禁锢住他自己。他的著作引起的强烈反响（当然并不全是灾难性的）以及人们对他的尊敬、崇拜和爱戴，这一切都把他推向了一条他并不想走的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