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和平》，兼谈托尔斯泰的为人与信仰（第6/10页）

在经过几年的痛苦、反省与沉思后，托尔斯泰终于确立了自己的观念。我在这里勉强尝试简明扼要地概括一下他的观念，当然这并非易事。他否定教会的那一套宗教仪式，这种仪式在基督的教诲中找不到根据，施行仪式只不过是给真理抹黑。他还否定教会解释基督原则所形成的教义，认为它们是荒谬的，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他只愿相信那些只能在耶稣的言论中找到的真理。他认为耶稣教诲的精髓就包含在“勿抗恶”的箴言中，具体体现为这一命令：“不要发誓”——他坚信，不仅适用于一般的赌咒，“不要发誓”适用于任何形式的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宣誓和士兵们入伍时的宣誓。另外它还体现在这一训诫中：“爱你的敌人，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吧。”根据这种说法，人们不可以向自己的敌人宣战，即使遭受攻击也不能以武力反击。在他看来，坚信一种主张就意味着采取行动，他既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基督教的宗旨是爱、谦卑、自我否定和以善报恶，那他就得义不容辞地放弃生命的享乐，投身劳作，经受贫苦，贬低自己，宽恕他人。

然而，索尼娅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她坚持顺从上帝的旨意，给孩子们进行宗教教育，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到尽职尽责。她并不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女人，实际上，她也没那么多精力去培养自己的灵性，她除了要生养那么多孩子，哺育他们，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还得管理这么大一个庄园的事务。她对丈夫改变信仰后的观念既不理解也不赞同，可她还是以足够的忍耐包容了它。不过，对于丈夫将信仰付诸行动这点，她无法容忍，也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托尔斯泰觉得自己不该依靠别人的劳动生活，便自己生炉火，自己打水、料理衣物。他甚至请来一个鞋匠学习制作靴子，只为自食其力。他在庄园里和农奴们一起干活儿：耕地、运干草、伐木。对此，索尼娅很不高兴，在她看来，一天到晚干苦力对托尔斯泰毫无益处，即使在农奴中间，这些活儿也是由年轻人来干的。

“你一定会这么说，”她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张纸条中写道，“这种生活和你的观念很合拍，你喜欢这样，但这并非一回事。我只想说：愿你过得快乐！可我还是很生气，因为你把精力全浪费在伐木、烧茶炊和做靴子当中。这些事作为休息或者调节一下头脑毫无问题，但你不能把它们当作正事啊。”她说得没错。托尔斯泰那种认为体力劳动在任何方面都要比脑力劳动高尚的想法很愚蠢。即使他认为自己不该写小说给那些闲人阅读，他也完全可以找到比做靴子更有意义的事。况且他做的靴子质量非常差，根本无法穿。他变得像农民一样穿着打扮，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据说有一次装完粪便后他竟然直接进门吃晚饭，身上散发的臭气熏得人不得不打开窗子。他彻底丢弃了过去打猎的爱好，成为素食主义者。他认为人们不该为了吃就杀害动物摆上餐桌。多年来，他一直节制着自己的酒量，直到彻底戒酒。在经过一场痛苦的自我斗争后，他又成功戒了烟。

孩子们渐已长大，大女儿达尼亚即将到参加社交活动的年龄了。为了孩子们的教育，索尼娅坚持全家搬去莫斯科过冬。尽管托尔斯泰不喜欢城市生活，但还是遵从了妻子的决定。在莫斯科，托尔斯泰见识到了惊人的贫富差距。“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觉得，”他曾这样写道，“要是我有多余的食物而别人没有，我有多余的衣服而别人没有，我便产生一种不断重复的罪恶感。”若要说服他，世上本来就有贫富之分，而且它们也将永不消失，是无济于事的，他不会认可。托尔斯泰曾访问过一个供赤贫者夜间留宿的地方，亲眼看见了那里的可怕情形后，想到自己回家后将享用有五道大菜的晚餐，身边有两名身穿礼服、戴着白领结和白手套的男仆伺候，他便感到无比羞愧。他把钱分给那些向他求助的穷人，却起到了坏的作用，他们拿着他施舍的钱喝酒、赌博。“金钱即罪恶，”他气愤地说，“施舍别人钱财，也同于作恶。”按照这个想法再往下发展一点，就会产生这样的观念：财产本不道德，拥有财产就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