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梵音（第3/8页）

我自己，曾在五十四岁那一年从巴基斯坦那面寻路到那个隘口的南麓，对这位一千六百年前中国老人的壮举深深祭拜。我去时，也是在冬季，还同时祭拜了比法显晚二百多年到达这一带的另一位佛教大师玄奘。那时玄奘还年轻，大约三十多岁。他说，在艰苦卓绝的路途上只要一想到年迈的法显前辈，就什么也不怕了。

从法显到玄奘，还应该包括鸠摩罗什等这些伟大行者，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中华大地引进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文化。结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惊人的生命形式楔入了中华文化。平心而论，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是缺少这样壮观的生命形式的。有时看似壮观了，却已不属于文化。

四

那么，中华文化承受得起佛教吗？

本来，作为民间传播的宗教，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不存在承受得起还是承受不起的问题。因为承受以接受为前提，不接受也就不承受了。但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是君主集权大国，这个问题与朝廷的态度连在一起，就变得相当复杂和尖锐。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那位道安就明确表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说明朝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佛教的兴衰。

开始，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多数统治者是欢迎佛教的，他们一旦掌权就会觉得如果让佛教感化百姓静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说：“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见《弘明集》）其中，公元六世纪前期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态度最为彻底，不仅大量修建佛寺、佛像，而且四度脱下皇帝装，穿起僧侣衣，“舍身为奴”，在寺庙里服役。每次都要由大臣们出钱从寺庙里把他“赎回”。而且正是他，规定了汉地佛教的素食传统。

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朝，佛教场面做得更大。据《洛阳伽蓝记》等资料记载，到北魏末年，即公元五三四年，境内佛寺多达三万余座，僧尼达二百余万人。光洛阳一地，寺庙就有一千三百多座。大家不妨闭眼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繁密的景象啊！唐代杜牧写怀古诗时曾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人们读了已觉得感慨万千，而北朝的寺院又比南朝多了几倍。

但是，正是这个数量，引起另外一些统治者的抗拒。他们手上的至高权力又使这种抗拒成为一种“灭佛”的灾难。

几度“灭佛”灾难，各持理由，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出现了那么多自立信仰的佛教团体，朝廷的话还有谁在听；二、耗巨资建那么多金碧辉煌的寺院，养那么多不事生产的僧侣，社会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三、更严重的是，佛教漠视中国传统的家族宗亲关系，无视婚嫁传代，动摇了中华文化之本。

第一个灭佛的，是北魏的太武帝。他在信奉道教后对佛教处处抵触，后来又怀疑长安的大量寺院完全处于朝廷的可控制范围之外，可能与当时的盖吴起义有联系，便下令诛杀僧众，焚毁佛经、佛像，在全国禁佛，造成重大浩劫。幸好他一死，新皇帝立即解除了他的禁佛令。其实，生根于中国本土的道教本身也是深厚善良、重生贵生、充满灵性的宗教，不存在灭佛的意图。太武帝借道灭佛，只是出于一种非宗教的权力谋略。

一百三十年后，信奉儒学的周武帝以耗费民众财力为由下令同时禁绝佛、道两教，其中又以佛教为最，因为它是“夷狄之法”，容易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

又过了二百七十年，在唐代的会昌年间，唐武宗又一次声称佛教违反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大规模灭佛，后果非常严重，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会昌法难”。

三次灭佛，前后历时四百年，三个庙号都带有一个“武”字的皇帝，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于佛教的警惕发泄得淋漓尽致。后来在五代时期周世宗还采取过一次打击佛教的行动，但算不上灭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