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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不出他哪里中枪了。他的牙齿咯咯作响，我觉得他想要说话，或试图要说话。不过那是他唯一发出的声音。他停止了呼吸。他的下巴松弛了。接着那颤动声开始了。当然，那根本不是颤动声，绝不是。

橡胶底鞋在门槛和地毯之间的油毡上发出吱吱的刺耳声。苍白的手指从门框上滑落。男人的身体开始扭动，双腿难以支撑它的重量，两腿分开。他的身躯在空中倒下，就像大浪中的游泳者，向我扑来。

与此同时，他刚才被遮住的另一条手臂伸向前来，触电似的一扫，似乎完全不受人力控制。我上前接住他时，那条手臂搭在了我的左肩。仿佛一只蜜蜂叮在了我的肩胛骨之间。除了刚才我一直拿着的酒精瓶外，似乎还有什么东西砰地掉在了地上，撞到了墙角。

我咬紧牙关，双脚分立，托住他的腋下。他的分量简直有五个人那么重。我向后退了一步，试图将他撑起来。感觉像是要支起倒下的树。我跟他一起倒下了，他的头撞到了地板。我无能为力。我的一部分身体根本使不上力。我把他的身体扳直一点，从他身边离开。我双膝着地爬起来，弯下腰仔细听。颤动声停止了。一阵沉寂。接着是一声压抑的叹息，静悄悄、懒洋洋，从容不迫。又一阵沉寂。接着还是一声慢悠悠的叹息，疲倦而安详，仿佛夏日微风拂过频频摇曳的玫瑰。

他的面容以及面容之下都出现了变化，那种难以名状总是发生在令人困惑、难以捉摸的时刻，层层舒展，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纯真年代。此刻这张脸隐约有种内在的滑稽感，嘴角几乎向上翘起了。这一切都很愚蠢，因为我他妈的很清楚——如果我还有意识的话，奥林·P·奎斯特不是那种坏小子。

远处传来警笛的呼啸声。我还跪在地上，仔细倾听。呼啸声渐渐远去。我站起身，走向前，从边窗向外望去。“花环安乐屋”前又在举行一场葬礼。街上再次停满了车。人们缓缓地向高处走去，经过一丛丛树玫瑰。步速非常缓慢，男士们手里拿着帽子，过了很久才来到这个小小的殖民风格的门廊。

我放下窗帘，走回来，拿起酒精瓶，用我的手帕拧开盖子，搁在边上。我已经不嗜酒了。我再次弯下腰，肩胛骨之间如蜜蜂蜇刺的疼痛提醒我，还有别的东西需要捡起。一个白色圆形的手柄紧靠在护壁板边上。是一把不到三英寸长、一端锉尖的冰锥。我拿起它对着光仔细看，注视着那针一般锐利的锥尖。上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我的一丝淡淡的血迹。我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搁在锥尖边上。没有血。锥尖非常锋利。

我用手帕擦了很多东西，接着弯腰，将冰锥放在他的右手手掌上，在地毯暗淡的绒毛映衬下，冰锥发出白色的光泽。这看起来太过刻意了。我摇了摇他的手臂，使得冰锥从他的手上滚落到地上。这时，我想起搜查一下他的口袋，可另一只比我更冷酷的手已经要这么做了。

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下，我翻找了自己的口袋。什么也没少。甚至连卢格枪也还在我的手臂下。我拔出枪，闻了闻。枪没有打过，不用看我也能知道。要是挨了卢格枪的子弹，你不可能走这么远。

我跨过门口暗红色的血池，朝走廊里看看。房子里仍然静悄悄的，仿佛在默默等待。我沿着血迹往回走，来到了一间装修得仿佛密室的房间。里面有一张两用沙发和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些书和医学期刊，烟灰缸里有五个椭圆形的烟蒂。沙发腿边上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物竟是一枚弹壳——点三二口径自动手枪。我在桌子底下又找到一枚。我将它们放进口袋里。

我走出门外，上了楼梯。上面有两间卧室，都有人住。其中一间已经被收拾得一件衣服也不剩。一个烟灰缸里发现了更多拉加迪医生的椭圆形烟蒂。另一个房间里放着奥林·奎斯特寒酸的衣橱，他备用的西装和外套整齐地挂在衣橱里，衬衫、袜子和内裤也同样整齐地放在其中一个抽屉里。在后面衬衫的下面，我发现了一台光圈2.0的徕卡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