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第4/4页）

对米拉而言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对那些年轻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从小他们就被教导，美国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地方，机会均等。尽管他们知道体制内有缺陷，也觉得会有好心人去修复。他们的上级、老师、院长和父母，都表现出善良的样子。可私下里，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却会写检举信。他们不曾知道，不曾看见，震惊之余，他们才发现，都怪自己无知，轻易地被愚弄了。于是他们尖叫着、哭喊着四处奔走，颤抖不已。他们突然意识到，这正是他们被教育的所谓完美理想的丑陋阴暗面，正是他们继承而来的所谓抱负，这其实一直显而易见，只不过他们没有深想过。这种精英主义思维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们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被构建、被满足的。安逸的代价原来是另一种奴役。这真是令人难堪。

他们试图解决这一困境。他们坚持着理想和抱负，试着放弃奢侈的生活。可是，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些人离开了学校，去流浪，住进公社里，放弃了他们优越的家世。这种做法引发了争议，人们议论纷纷，对此褒贬不一。他们说，如果你想改变什么，就需要权力，贫穷无法作为权力的基础。有人加入了激进群体，这些群体注定徒劳无功，它们不断地分裂，彻底被联邦调查局渗透，以至于最终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非政府成员。他们中那些敏感的人无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纯真，无法忍受负罪感和责任感——这就是得知“自己有的吃是因为别人在挨饿”这一事实的代价。对于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解决办法，也没有任何可供慰藉的东西。圣人可能会选择让自己挨饿，这样别人就有吃的，可就算这样也改变不了现状。

但瓦尔认为那纯粹是瞎说。她说，天真地想减少世界上的权力联盟，就等于将一个政治问题转变成形而上学的问题，好像默认了人口越多食物供给越不足似的。但其实这不是必然的，还有别的选择。假如人们不浪费粮食，假如他们肯放弃自己的三辆摩托雪橇和两辆轿车的话——她曾遇到过一家四口有四辆轿车、四辆摩托雪橇。克拉丽莎同她争辩道，除了靠专制的命令，你又如何能强迫他们放弃那些呢？社会主义总是在理念上说得好听，但实践起来很糟糕。瓦尔说，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这样想，只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人民就会饿死，但看上去好像会压制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在瑞典就不是这样。争论变得激烈起来。这个话题在争论中开始，也在争论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