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吉丁（第21/133页）

穿过接待室往回走时，他看到一位着装考究、气度高雅而头发花白的绅士，护送着一位女士走到门口。绅士没有戴礼帽，很显然是这个事务所的人；那位女士围着一件水貂皮的披肩，很显然是一位顾客。

绅士并没有点头哈腰，没有铺开地毯，也没有为那位女士摇扇，他只是为她拉开了门。但是他给吉丁一种感觉，仿佛他哪一样都做了似的。

弗林克国家银行大楼矗立在曼哈顿南部，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它所投下的长长阴影也跟着移动，像一座巨钟上的指针，掠过肮脏的低级公共住宅区，从水族馆一直延伸到曼哈顿桥。当太阳落山时，那支哈得里安陵墓上的火炬便代之而起，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将它周围方圆数英里之内的建筑物的玻璃窗照得通红，也照在附近那些高度足以反射它的红色光焰的建筑物的顶楼上。弗林克国家银行大楼以其精选的实例展示出整个的古希腊罗马艺术史，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纽约最出色的建筑，因为没有别的哪一座建筑能具有哪怕一件它能引以为豪的古希腊罗马式的构件。它采用了如此众多的圆柱，山形墙饰，横饰带，古希腊式的三脚祭坛，角斗士，希腊古瓮和涡形花饰，这使它看起来不像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倒像是从糕点裱花管中挤出来的。然而，它的确是白色大理石建造的。这一点除了付费的房主之外，谁都不知晓。它现在处于狼狈不堪的色调中，像是长满了疙瘩或者麻风病人的鳞状皮肤一样，既非棕色又非绿色，而是这两种颜色所能调出来的最恶心的颜色，是那种好像患了植物慢性腐烂病的颜色，那种精美石头本来适合于洁净空气和开阔的乡村，现在却被烟雾、煤烟和各种酸性物质侵蚀，显示出那种不堪入目的颜色。但是弗林克国家银行大楼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它成了弗兰肯曾经设计的最后一座建筑。它的名望使弗兰肯功成名就，从此不用再费心去搞设计。

弗林克银行大楼往东再过三个街区就是黛娜大厦。它比弗林克银行大楼矮几层，也没有什么名气。它结构严谨，线条简洁，展示并强调着内部钢筋骨架的和谐，犹如一个展示它完美骨骼的躯体一样。它并未采用任何其他装饰。除了那锐利的边角以及各个平面的立体感之外，它没有表现其他东西。一行行长长的玻璃窗如同一条条的冰河自楼顶流向人行道。

纽约人很少注目于黛娜大厦。偶尔，难得有一位乡村游客意外地在月光下来到这里，在它面前驻足，不禁啧啧称奇——眼前的幻象可是来自梦境？但这种游客很少。黛娜大厦的租户们说，拿地球上任何一幢建筑与黛娜大厦调换，他们都不愿意。他们欣赏大厅与办公室的光线，欣赏这里的空气，以及大楼布局中漂亮的逻辑。但是，这里的租户人数不是很多，没有哪个知名人士希望他的公司坐落在一幢看着“像个仓库”一样的大楼里。

黛娜大厦是亨利·卡麦隆设计的。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建筑师们彼此明争暗斗，只为争夺建筑行业的第二把交椅。没有人立志去夺第一把交椅。当时，稳坐第一把交椅的人正是亨利·卡麦隆。那时的亨利·卡麦隆可是个香饽饽，很难“抢到手”。等待着接受他服务的客户们要提前排上两年的队；每一座出自他事务所的建筑都由他本人设计。他选择他希望修建的东西去设计。他做设计项目时，客户们是保持缄默的。他对所有的人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顺从”。他从不准许有任何例外。他经历的那些大红大紫的岁月，就像一枚火箭弹，没有人能猜测出它的方向。人们说他是个疯子，但是他给予的东西，无论是否理解，人们总是接受，因为那是由“亨利·卡麦隆”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