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疗伤药（第5/6页）

贝里曼先生送我回了家。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上的车，怎么找到我的衣服，然后穿上，怎么和贝里曼先生说晚安，也不知道有没有说晚安。我也不知道我的朋友们是怎么办的，不过我估计，他们拿起外套，拔脚逃窜，发出勉强的咆哮来表示自己的蔑视，以掩饰逃跑的羞辱。我记得乔伊斯手里还捧了一盒饼干，嘴里还在解释说我是因为吃多了，所以病得厉害。我记得她说的是，晚上吃了德国泡菜。还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求助。（后来我问她怎么解释的，她说解释有什么用，你浑身酒气。）我记得她还说过，啊，贝里曼先生，我求求你，不要，我妈妈是个很神经的人，我不要让她崩溃。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跪下来求你，你千万不要给我妈妈打电话。我没有印象她真的跪下来了，这只是一个威胁，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否则她应该立刻就这么干了。

贝里曼先生对我说：“好吧，你自己也知道，你今天晚上的行为是件很严重的事。”他说得好像要控告我刑事过失之类，甚至更可怕的。“要是我视而不见，那就是我大错特错了。”他说。我猜，除了生我的气，讨厌我以外，他还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把我送回家，我古板的父母肯定不断地唠叨我是在他家喝醉了酒。大多数禁酒会的人认为这就足以认定他的过失，把他抓起来。而且这个小镇上全都是禁酒会的人。从工作角度出发，对他来说，和小镇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不是头一回吧。”他说，“要是头一回的话，一个小姑娘，会聪明到往酒瓶里再加水？不可能。她很聪明，却没料到我会提前回来。你怎么说？”我张开嘴想回答，尽管我觉得自己十分镇定，但是唯一发出来的声音却是洪亮的，绝望的傻笑。到了我家门口，他停下了脚步。“灯是开着的。”他说，“现在，进门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全部真相。记住，要是你不说，我会说的。”他没有再提付我今天晚上看孩子的钱，我也完全没想起来。

我进了屋，打算直接上楼，但是妈妈叫住了我。她到了前厅，我就在这里，还没来得及开灯，她肯定已经闻到了我的味道，因为她立刻惊讶地尖叫着跑过来，仿佛看见有人摔倒了似的。当我真的冲着栏杆倒下去时，她抓住了我的肩膀。怪诞的霉气打倒了我，我从头到尾都告诉了她，甚至没漏掉马丁·柯林伍德，以及那瓶并没有认真考虑的阿司匹林，承认了错误。

星期一早晨，我妈妈坐大巴去了贝尔维利，找到了那家卖酒的商店，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她等车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认识的人。她没能藏好包里的那瓶酒，她为自己没带个合适的包出来十分生气。她一回来，连午饭也没吃就去了贝里曼先生家。贝里曼先生还没有去厂里。妈妈到了以后，和他们夫妻两人都聊了，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然后贝里曼先生开车送她回家。她和他们说话很坦率，这是她特有的理性，这种印象总是会给以为自己即将应付的是一个当妈的人一个愉快的惊喜。她告诉他们，虽然我在学校的表现不错，实际上却已经大大退步了，或者说是心智失常。我想，关于我的行为分析，对贝里曼太太非常有效，她是儿童指导书的热心读者。当我妈妈举出一个我目前困境的具体事例，讨好地献上马丁·柯林伍德的故事时，她们之间的关系便亲热起来。

几天之内，整个镇子，还有学校，都知道我为了马丁·柯林伍德打算自杀。但是在此之前，全校和全镇就已经知道当贝里曼夫妇星期六晚上回家时，发现我喝醉了，摇摇晃晃，除了衬裙什么也没穿，和三个男孩子待在一个房间里，其中一个是比尔·科林。我妈妈说她带给贝里曼先生的那瓶酒，费用要从我看孩子的收入里扣。但是，我的客户如同上一场四月的雪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要不是七月份的时候，镇上的新邻居们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和左邻右舍八卦一番就要找人看孩子，这钱就付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