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4/16页）

涂油漆的时间里我陡然想起绿子。想来我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同绿子联系了，连搬家都没通知她。只是有一次我说准备换个地方住，她说了声“是吗”，便再无下文。

我钻进公共电话亭，拨动绿子公寓的电话号码。一个大概是她姐姐的人接的，我道过姓名，对方叫我稍等一下。但怎么等也不见绿子的动静。

“喂喂，绿子大发脾气，说不想同你说话。”估计是她姐姐的人说，“你搬家时连一声都没告诉她吧？也没说去向就无影无踪，直到现在，是吧？以致弄得她火气冲天。那孩子一旦发火，就很难平息，和动物一样。”

“我解释一下，请她出来好么？”

“她说懒得听什么解释。”

“那我就现在解释几句，请你转告一声，转告绿子。”

“不嘛，我。”想必是她姐姐的人不胜厌恶地说，“这种事你自己解释去。你是男子汉吧？自己做事自己当！”

没奈何，我便道了谢，挂断电话。旋即心想也难怪绿子恼火。自己为搬家、安顿新居以及干活赚钱忙得晕头转向，早已把什么绿子抛在脑后。别说绿子，连直子也几乎不曾想起。我过去就有这毛病——一旦对什么人了迷，周围的一切便视而不见。

我还想，假如反过来绿子一声不响地搬去哪里而一连三周都不打招呼，我又会是什么感觉呢？恐怕也难免伤感情，而且会伤得不浅。因为，尽管我们不是情侣关系，但在某些地方却比情侣还要相互引以为知己，想到这里，我觉得胸口一阵堵塞。我十分不愿意无谓地伤别人的心，尤其是难能可贵的人的心。

下工回来，我趴在新桌子上给绿子写信。我如实写了自己的想法。免去辩护和解释，而请其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和麻木不仁。我写道：“非常想见你，希望来参观一下我的新居。请回信。”然后贴上速递邮票，投进信筒。

然而左等右等，仍然杳无音讯。

真是个奇妙的初春。整个春假期间我都在苦苦等信。既未旅行，又没探亲，也没能打工，因为我不知直子什么时候来信——那封写有希望我何时前去看她的信。白天，我去吉样寺街里看连映两场的电影，或在爵士酒吧里看半天书。不见任何人，几乎不向任何人开口。每周给直子写一封信，信里我也不触及回信的事，因为我不愿意使她着急。我写在油漆店打工，写“海鸥”，写庭园里的桃花，写豆腐铺热心肠的老婆婆和蔬菜店奸诈的老太婆，写我每天如何做饭。但依然不见回音。

看书看腻、音乐也听腻的时候，便一点一点修整庭园。我从房东那里借来扫帚、铁耙、垃圾铲和修树剪，拔去杂草，把长得乱蓬蓬的树丛修剪整齐。只消稍一动手，庭园就漂亮不少。每次我做这事，房东都叫我过去喝茶。我坐在正房的檐廊里，和他喝茶，吃又硬又脆又薄的饼干，谈天说地。他说他退休以后，在保险公司当了一段时间干部，两年前这个也辞去，在家悠然度日。房地产是祖传，子女都已独立，即使什么不干也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因此夫妇两人时常外出旅游。

“真好。”我说。

“不好不好，”他说，“旅游简直没意思，还是去工作好得多。”

他说，这庭园之所以任其荒芜，是因为附近没有像样的园艺匠。本该他自己动手一点点修整，但近来鼻子过敏症严重起来，拔不得蒿草。我说原来是这样。饮完茶，让我看了看贮物室。他说也算不上酬谢，反正这里边全是用不着的东西，如果有我想用的，尽管拿去用就是。贮物室里的确满满堆着形形色色的什物。从洗澡桶、小孩浴盆到垒球棒，应有尽有。我找出一辆旧自行车、一张不大的餐桌、两把椅子、一面镜子和一把吉他。对他说如果可以就借这些用用。他说喜欢什么只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