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9/39页）

“我希望的却不只是这个。”我说。

“不过，要是和我牵扯在一起，会毁掉你的一生。”

“我不会毁掉什么，决不。”

“可我也许永远也恢复不过来。即使那样你也等我？能十年二十年地等我？”

“你太悲观了，”我说，“在黑夜、噩梦、死人的力量面前太胆小了。你必须做的是忘记这些。只要忘记，你肯定能恢复的。”

“要是能忘掉的话……”直子摇着头说。

“从这里出来，一起生活好么？”我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你不受黑夜和梦的干扰，还可以抱你——当离开玲子后你还感到难受的时候。”

直子更紧地贴着我胳膊，说：“要是能那样该有多好啊！”

快到３点时，我俩返回咖啡店。玲子一面看书一面听立体声短波中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在空旷的没有一个人影的草原一角播放勃拉姆斯乐曲，也的确是妙不可言。玲子吹着口哨，模仿第三乐章刚有大提琴出现的旋律。

“布克·霍斯和彪姆。”玲子说，“这段乐曲，过去我听得几乎把唱片纹都磨光了，真的磨光了。从头到尾听得一点不剩，像整整舔了一遍一样。”

我和直子要来热咖啡。

“话说了？”玲子问直子。

“嗯，说了好多好多。”直子说。

“一会儿可得如实招来哟，他的那个怎么样。”

“哪里干那事了。”直子红着脸说。

“真的什么没干？”玲子又问我。

“是没干。”

“扫兴！”玲子真像很扫兴似的。

“是啊。”我边呷咖啡边说。

晚饭的光景同昨天差不多。气氛、讲话声、人们的面孔一如昨日，只是食谱不同。昨天大讲无重力状态下胃液分泌的那个白大褂男子，凑到我们三人这张桌来，这回碟碟不休的是脑之大小与其能力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边吃着掺有大豆的汉堡牛肉饼，一边无可奈何地听他大讲俾斯麦和拿破仑等人的脑容量。他把碟子推到一边，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出大脑图形。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哎呀，这里不对”，一再修修改改。画完后，便如获至宝地将那便笺藏进衣袋，把圆珠笔别在胸前。胸袋里居然插着三支圆珠笔，还有铅笔和规尺。吃罢饭，又重复了一句“这里的冬天不错哟，下次务必冬天里来看看”，这才离去。

“这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问玲子。

“你看是哪一类？”

“实在琢磨不透。反正看上去不大地道。”

“医生，叫宫田。”直子说。

“不过在这里边，那人脑袋最神经不过，我敢打赌。”玲子道。

“看门的大村也神经得可以。”直子说。

“嗯，他脑袋也少根弦。”玲子用叉子扎着花椰菜，点头说道，“的确，天天早上一边嘴里不知所云地大吼大叫，一边做那不伦不类的广播体操。还有，直子进来前有个叫木下的做财务的女孩，发神经自杀未遂；一个叫德岛的护理员，去年酒精中毒，闹得天翻地覆，被解雇打发走了。”

“把病员和职员全部对换位置还差不多。”我来了兴致。

“高见高见！”玲子一晃一晃挥着叉子说，“你也慢慢开窍，懂得社会结构了嘛！”

“好像。”我说。

“我们的正常之处，”玲子说，“就在于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

回到房间，我和直子打扑克牌，玲子抱起吉他练习巴赫。

“明天几点回去？”玲子停下手，边点烟边问。

“吃完早饭就出门。汽车９点多一点儿有一班，赶得上我就不致于耽误晚上打工了。”

“遗憾呐！时间再充裕些就好了！”

“那一来，我也怕要赖在这里不走喽。”我笑道。

“啊，可也是。”玲子说。然后转向直子，“对了，得去阿冈的家讨葡萄吃，忘得死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