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突然出现的生母（第3/6页）

第二天，我发觉我所处的部门比之前住院的地方都要严格。中午：药片和午餐。下午：再吃药。晚上：再再吃药，晚餐，上床。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睡觉。最好的状态也是半昏睡。一夜之间，我的身体变得异常沉重，难以动弹。我无法正常地自我表达，就像是颌骨被卡住了。之后的日子也一样。有时候，会有人带我去看精神病医生。问好后，我就让自己倒在扶手椅上，等着发生些什么。“好了，我的小女孩，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问我。唉，我总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您至少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吧？”不，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我什么也答不上来，这似乎让这位精神病医生很郁闷。他等我开口。半小时的沉默之后，他把我送回了房间。当然，我也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克利希的博容医院，纪龙德省的功能锻炼中心，我在这些地方待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而我却对自己说这只是我能回忆起的一小部分，药剂阻碍了我的思维。

终于，这奇怪的制度进行了几天之后，弗朗索瓦兹，那个我在蒙特勒伊见过的女教员来了。社会健康指导机构就是我的监护人，她过来把我带回中心。离开之前，护士给了她我要服用的药物清单：硫利达嗪和三种药片。自从来到精神病科，这些药物我每天都要服用三次。医嘱很明确：要继续治疗，每周看一次神经科医生。

与神经科医生的会面每次都在沉默中进行，三次预约之后我就不再去了。对于药片，我也很快明白该怎么办了。弗朗索瓦兹第一次给我药时，我在吃完后立即伸出了舌头，就像在医院里学的那样。“不用了，我相信你。”她对我说。此时此刻，我明白了这个鬼脸是为了让护士确定你已经吞下了药物。很显然，为了让大脑运转起来，我决定背叛弗朗索瓦兹的信任。我只要假装吞下这些可恶的药，然后把它们扔进垃圾箱里就行了。中心不止我一个人吃药。早晨，所有女孩都离开房间下楼，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新的一天从在弗朗索瓦兹那儿领药开始。我们进了她的办公室，她把药递给我们，数了10，20，30，40，50滴的硫利达嗪，把它们滴进一只多莱斯玻璃杯中。之后，一旦她转过身去给别的女孩准备玻璃杯，我就把这五十滴硫利达嗪倒进她办公桌旁边的绿植中。至于药片，我会像仓鼠一样把它们藏在腮帮里，过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把它们吐出来。

弗朗索瓦兹当然没那么容易受骗。当我向她宣布想要结束和精神病医生的会面后，她甚至不想尝试着说服我。我有所好转，这显而易见。但可悲的是癫痫并没有消失。我又要发病了；我的额头上很快就会被贴上精神病医院的标签。这个标签让我经历了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

出院后不久，我就见到了来探望我的姐姐莫瑞斯特。我们去公共大厅聊了聊。我们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了。即使住在博比尼时，我也见不到她。她其实就在那儿，跟我同处于那间充满着不幸的公寓中。但我们俩的生活是分离的，从来见不到对方。她是怎么找到我的？社会工作人员或许跟我父亲取得了联系，告诉他我最近住院了。然后他又小心地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我的姐姐。初次重逢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我是不是还在治疗中？不能记住这些事？可能吧。没过多久，莫瑞斯特又来中心看我了，这次的表情比第一次更愉快。“你知道吗，我找到我们的妈妈了。”她毫无前兆地对我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看她。”她找到了我们的生母，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这确实不是个寻常的消息！“你知道吗，她结婚了。”她继续说，“她有三个孩子，住的地方离福瑞盖尔街不远。”我无动于衷。奇怪的是姐姐刚说的话没有激起我任何特别的情绪或反应。或者我还受医院里服用的硫利达嗪影响。也可能不是因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