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博物馆和小说（第6/8页）

我们阅读和具象化一部小说所付出的努力，源自我们渴望特殊、渴望与众不同的心理。而这种感觉又联系到我们渴望把自己设想为那些和我们过着不同生活的小说人物。我们阅读《尤利西斯》，首先会感觉良好，因为我们努力设想人物，他们的生活、梦想、环境、担忧、规划和传统与我们自己的如此不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正在阅读一本“困难的”小说时，这种感觉就会增强—在我们意识背后的某个地方，我们感到自己正参与一种具有一定区隔性的活动。当我们阅读像乔伊斯这样具有挑战性的作家的著作时，我们思维的一部分正忙于祝贺我们自己可以阅读这样难懂的作家。

当艾丝在入学注册日从手提包里拿出普鲁斯特的小说时，她不希望浪费排队等候的时间；但是她也许还希望展示她自己如何与众不同，这样一个社会性姿态使她能够找到别的像她一样的学生。艾丝清楚知道其姿态的意义，我们可称她为感伤—反思性的读者。而泽伊内帕则有可能是天真的读者。与艾丝相比，天真的读者不大能意识到小说可以赋予读者的区隔气质。至少我们可以不担风险地假设在艾丝眼里，她就是如此。读者的天真与感伤之分—就像我们意识到小说的技巧—关系到小说阅读的环境和方式，以及作家在此环境中的位置。

作为对比，我们回想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部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小说是作者针对其政治对手，即俄国的西化派和自由派的宣传工具—然而，它在今天给读者带来的最大快乐是深刻的人性描写。小说写作时的外部环境并不重要，小说阅读时的地点也无关紧要。惟一重要的东西是文本告诉我们什么。读者将自己沉浸于文本中的愿望与博物馆访客希望不被打扰、独自面对绘画超越时间的美的愿望是不谋而合的。博物馆访客根本无须关注到底是什么公司或政府在利用博物馆实现其宣传目的。（托马斯·伯恩哈德所写的小说《历代大师》细腻地表现了这种愿望。）但是谈论小说“超越时间的”美是不可能的，因为小说只能在读者的想像里得以完成和实现，而读者生存于亚里士多德式的时间之中。我们观看一幅绘画时，能直接抓住其总体结构—但是在小说里，我们必须以想像构造每一棵树，逐渐穿越广袤的森林，这样我们才能最终到达总体结构，获得那种“超越时间的”美。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作者的意图、他所在文化的问题、小说的细节和意象、小说针对的读者类型，我们就不能够实现这样的具象化，将词语转化为图画。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小说艺术由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狄更斯发展于19世纪中叶— 让我们承认其地位，称之为“伟大的19世纪小说”— 至今只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我毫不怀疑这些卓越的作家就像语言的不朽象征和标志，将永远活在今天的法语读者和英语读者的心中。但是，我无法确定，从现在起的一百五十年之后，未来时代的人们是否也会同样欣赏他们。

说到小说的完成和实现，读者的意图和作者的意图一样重要。我当然既是一位读者，也是一位作者。就像艾丝，我喜欢阅读那种似乎没有人感兴趣的小说—喜欢那种在小说中发现自我的感觉。我和许多读者一样，热衷于想像小说作者如何的不被理解、落落寡欢。在这样的时刻，我感到只有我理解这部无人问津的小说里最受人冷落的那些角落。我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设想出人物性格，并且同时感到作者本人正对我耳语这部小说的内容。读者感到似乎自己创作了作品，自豪感由此而生。我在《黑书》中“雪夜里的爱情故事”一章中描写了这样一位读者，一位普鲁斯特的热情仰慕者。（附加一句，我也喜欢去参观那些没人去的博物馆，就像《纯真博物馆》的主人公凯末尔，在空荡荡的博物馆里，守卫昏昏欲睡，镶木地板吱吱作响，我却在其中发现时间与空间的一种诗意。）阅读一本没人知道的小说让我们感觉自己是在惠顾作者，因此我们读书时就加倍努力，积极发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