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乌龟与兔子　压抑与超越（第2/2页）

这个问题，就是我要说的——面对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时，以及面对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下的金钱、荣誉、地位、娱乐时的超越。要超越这些，超越自我审查，真正达到精神自由的高度，在写作中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智慧和对现实社会独到、深刻的洞察和理解，还需要作家对文学的爱，真正如同圣徒之于宗教、草木之于大地、人之于人格的那种真爱和大爱。可实际情况，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我以为，中国作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作家。因为种种政治和运动的原因，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善于保护自己的群体。包括我在内，都经常不知道我的同行朋友们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是真的；哪些行为是表演，哪些行为是真实。他们可以以政治的名誉反对一切，也可以以真实的名誉否定艺术。在写作中要超越政治、宗教、党派和金钱与荣誉，乃至超越那些不明艺术真相的读者，唯一的方法，就是真正把文学视为生命，让文学成为自己仅有的灵魂和活在东方世界的唯一理由。要相信，政治是强大的但不是全部。政治可以让作家死去，但文学可以让作家重新活过来——这就是文学与政治的不同之处。

在中国写作，要超越政治、体制、宗教、党派和现实社会中的金钱、名利、地位、娱乐以及盲从的读者，首先就要超越自己内心存在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自我约束和审查，还要超越本土传统的写作经验和20世纪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现代写作经验。要相信，20世纪西方的文学遗产是宝贵的，但对于我们今天的东方写作，它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只有努力尝试着超越这些，才能有我们写作的理由和写作的继续。能不能超越是一件事情，去不去努力超越，是另外一件事情。也许，在世界范围内，东方的当代文学还难有真正的一席之地，这就注定我们的写作是边缘的，甚至是被忽略的，但在东方的那个民族生活着的让我爱恨交加的土地上，我愿意在高速列车的阴影和压迫中，一步一步不停歇地爬下去，直到终点。

不求做世界上名垂青史的大作家，但求做一个在13亿人口中不被淹没的、有自我存在坐标的、别人可以找到我在哪儿的一个写作者；做一个在庞大的人群中不被“丢失的人”。

2008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