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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先生，你生病了，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说。

他抓起我的手一摸，便离开我办公室，匆匆穿过院子而去。

一会儿工夫，门又开了，瑞秋出现在门口，后面跟着玛丽・帕斯科和斯考比。她朝我走来。

“斯考比说你病了，”她对我说，“怎么回事？”

我两眼盯着她，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好像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椅子上，而像是楼上我的房间里，全身冰凉躺在床上，就像前一天晚上一样。

“你什么时候送她回去？”我问，“我不会再伤害你，我保证。”

她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看了看我的眼睛后，便迅速转身对斯考比说：“快去把约翰叫来，你们俩把艾什利先生弄到床上去，让威灵顿立刻派马夫去请医生⋯⋯”

我只看到她苍白的脸色和眼里流露的神情，然后又看她身后玛丽・帕斯科那目瞪口呆、惊诧不已的目光，我觉得后者十分多余，简直愚蠢可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觉得四肢动弹不得，全身疼痛。

我又回到了床上，感觉到斯考比站在窗前，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房间顿时笼罩着我渴望的黑暗，好像黑暗能减轻那令人目眩的疼痛。我枕在枕头上，一动不能动，仿佛脖子上的肌肉都绷紧发硬了。我感到她抓着我的手，便又对她说：“我保证不再伤害你，送玛丽・帕斯科回家去。”

她说：“别再说话，静静躺着。”

房间里一阵低语声，以及房门打开、关上、又打开的声音，还有轻柔的脚步声来回移动。从楼梯口透进一束光亮，耳边一直是窃窃低语声，我突然一阵迷糊，觉得好像满屋子都是人，每个房间都有客人，房子小得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他们就一个挨一个地站在客厅里、书房里，瑞秋挥舞着双手又说又笑地在他们中间穿梭。我一个劲地重复着：“叫他们走。”

接着我便看到了吉伯特大夫那张戴着眼镜的圆脸，正俯视着我。这么说，他也在这群人中间，我小的时候，他来给我治过水痘，从那以后再没怎么见过他。

“你半夜去海里游泳了吗？”他问我，“那真是犯傻病。”他捋了捋胡子，朝我直摇头，似乎我还是个孩子。我闭上眼睛，躲开亮光。只听瑞秋对他说道：“我知道这种发烧常被误诊，在佛罗伦萨我见过很多孩子因此而丧命。先侵入脊椎，再伤害大脑。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想想办法⋯⋯”

他们走到一边，嘀嘀咕咕的谈话声又开始了。接着传来车道上马车远去的车轮声，后来，我听到床边有人的喘息声，于是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瑞秋走了，她坐车去波得敏，再转车去伦敦，她把玛丽・帕斯科留在屋里看护我。所有的仆人，包括斯考比、约翰，统统都离去了，只留下了玛丽・帕斯科。

于是我说：“请走开，我不需要人来陪。”

一只手伸过来摸我的额头，是玛丽・帕斯科的手。我摇头把它甩开，但她又悄悄放了回来，十分冰冷。我大声喊叫着要她离开，但那只手紧紧压住我的额头，像压着一块冰，完全变成一块冰压在我的额头上、脖子里，我就像一个囚犯被死死摁住，动弹不得。接着听到瑞秋在我耳边小声说：“亲爱的，静静躺着，这对你的头有好处，会一点一点慢慢好起来的。”

我想转个身，但动不了。难道她没去伦敦？

我嘴里说着：“别离开我，答应我别离开。”

她说：“我答应，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

我睁开眼睛，但看不见她，房里一片昏暗，房间像是变了形，显得很陌生，又长又窄像个禁闭室。床架很硬，像是铁做的。屏风后面的什么地方点着一支蜡烛，对面墙上的壁龛里有一尊圣母像，我大声喊：“瑞秋⋯⋯瑞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