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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房间的门开着,卧室的门紧闭着,我敲了敲卧室的门,没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她问道:“谁呀?”

我没有回答,而是开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很黑,借着我手上蜡烛的光,我可以看到床上的帐子半掩着,可以看见床罩下她的轮廓。

“我刚看了你的字条,”我说,“我想为此来感谢你,并对你道声晚安。”

我以为她会坐起来,点亮蜡烛,可她没这么做,依然静静地躺在帐子里面的枕头上。

“我还告诉你,”我说,“我绝不是在施舍什么,请你相信这点。”

帐子后面传出的声音平静、柔和得令人奇怪。

“我从来没认为你是在施舍。”她答道。

我们彼此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教意大利语这件事并不让我心烦,在这类事上,我没有什么自傲可言,我受不了的是你说我这么做有损于安布鲁斯。”

“确实是这样,”我说。“可现在不提了吧!我们没必要再去想它了。”

“你完全是善意的,而且也是出自你的本意,才骑马到派林去见你的监护人,”她说,“我那会儿一定非常粗鲁,一点儿规矩都没有,我不能原谅自己。”她声音又带上了哭腔,我被什么触动了,喉咙一阵发紧,身体也一阵发紧。

“我宁可你打我一顿,”我对她说,“也不愿让你哭。”

她在床上挪动了一下,摸到手帕擤鼻涕,那种姿势和声音再平常简单不过了,可此时出现在帐子后面的黑暗中却让我有点支撑不住的感觉。

紧接着她又说:“我会接受那笔生活费,菲利普,不过从下周起,我不能再打搅你了。如果合适的话,我想下周一离开这儿,搬到别处去,或许是去伦敦吧。”

她的话令我一阵茫然。

“去伦敦?”我说,“为什么呢?到底怎么了?”

“我原本只打算来一两天的,”她说,“我已经待得比预期的长。”

“但你还没见过所有的人,”我说,“你还没有做完你该做的事。”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说,“反正,那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这话听起来简直不像她说的,声音有气无力。

“我原以为你喜欢做这些事。”我说,“在庄园里到处走走,拜访一下佃户们。每天我们一起出去逛的时候,你看上去是那么的高兴,而且,今天你还和塔姆林一起收拾那些花木呢。难道这一切只是做做样子,还是仅仅出于礼貌?”

她没有马上答话,过了一会儿说:“有时候,菲利普,我觉得你什么都不理解。”

或许我是那样的,我很不高兴,感到受了伤害,而且我也不在乎了。

“好吧。”我说,“如果你想走,那就走吧。这会引起许多闲话,不过这也没什么。”

“也许,”她说,“如果我待在这儿,会有更多的闲话。”

“你留下来会有闲话?”我说,“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就是属于这儿的,按理说如果不是因为安布鲁斯神志不清,这儿难道不就是你的家?”

“噢,上帝,”她勃然大怒,对我大发雷霆,“那你觉得我是为什么别的原因才到这儿来的吗?”

我又说错话了,轻率和莽撞使我总说错话,我忽然有种无望和力不从心的感觉。我走到床边,拨开帐子,俯视着她。她倚在枕头上,两手抱在胸前,好像穿了件白色的什么衣服,领口一圈褶边,很像唱诗班那些男孩们穿的罩衣。她的头发松散着,用一条丝带系在脑后,就像我记忆中露易丝小时候的样子。她一下子看上去这么年轻,竟让我感到震惊。

“听着,”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事,不知道你做那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对于你,对于任何女人,我全不了解。我只知道,现在我喜欢你待在这儿,我不想让你走,这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