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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安布鲁斯坚信一点，”我的教父摘下眼镜把遗嘱递给我时说道，“任何一个年轻人只有到了二十五岁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在你长大成人之前，你可能会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这种二十五岁继承遗产的条款，是一种制约。你还在哈罗的时候，我就帮他起草了遗嘱，尽管你没有染上这些恶习的迹象，但安布鲁斯仍坚持要留下这一条款。他总说，‘这不会伤害菲利普的，相反会使他懂得谨小慎微。’事实上，这点事不会影响你什么的，只是你还得和以往一样，如果庄园有开支或者自己需要零用时，就得找我要钱。不过也就七个月，你的生日是四月份，对吗？”

我答道：“你该知道的，你是我教父。”

“你这个小家伙，”他笑道，“安布鲁斯从牛津回来时，你瞪着迷惑的眼睛望着牧师，安布鲁斯拧你的鼻子逗得你哭了，惹得他婶婶也就是你母亲不大高兴。后来他还要求你可怜的父亲和他赛船，他们从城堡一直划到洛斯维斯，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浑身透湿。菲利普，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缺少双亲，我经常想，你没有母爱，这对你太残酷了。”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多想，除了安布鲁斯，我谁也没需要过。”

“这是错的，过去我常对安布鲁斯这么说，但他不听我的，这屋子应该有其他人，有个持家的人或任何一个远亲什么的。你从小身边没有女性，一旦结婚，太太的日子会很难过。早饭时，我还跟露易丝说起这事来着。”

他一下住了口，显得——如果教父会显得这样的话——有点不舒服，似乎发觉自己说得过多了。

“没关系，”我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到时候我妻子可以照料一切。不过不大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太像安布鲁斯了，我懂得婚姻给他带来了什么。”

教父沉默了。于是我对他讲了别墅之行，讲了见瑞纳提的经过。他听完我的叙述，给我看了那个意大利人写给他的信。正如我所料想的一样，信里冷酷而夸张地叙述着安布鲁斯的病情和死亡，其中还提到他个人深深的遗憾以及那个寡妇的震动与伤痛，他认为，这事给那寡妇造成了无法慰藉的悲痛。

“无法慰藉？”我对教父说，“葬礼第二天，她就走掉了，像贼一样带走了安布鲁斯的所有财物，只忘了他的那顶旧草帽，毫无疑问，草帽又破又旧，毫无价值。”

教父一阵咳嗽，浓密的双眉拧在一起。

“菲利普，你总不至于吝惜那些书籍和衣物吧？别计较了，除此之外，她已别无所有了。”

“你什么意思，她别无所有？”我问。

“好啦，我已经给你念了遗嘱，”他答道，“现在遗嘱就在你面前，就是我十年前所起草的，没什么变化。你看，并没有因为婚姻而附加什么内容，其中没有给予妻子任何财产安排。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一直以为会有句话，至少有某项条款，这是常理。大概他长期在国外，总想着要回来，便忽略了这类事情，接着他的病给这一切都画了个句号。令我感到有些吃惊的是，那个你所厌恶的意大利人，他丝毫未提到艾什利夫人的产权问题，这显然有些微妙。”

“产权问题？天哪！我们明知是她把他逼死的，还谈什么产权。”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教父回了一句，“如果你想继续以这种方式谈论你堂兄的遗孀，我可不想再听了。”他站起身，开始收拾文件。

“那你相信肿瘤的说法？”

“我当然相信，这里有那个意大利人瑞纳提的亲笔信，还有两个医生签名的死亡证明书，我还知道你菲利普伯父是怎么死的，而你不知道。症状太相近了。接到安布鲁斯的信，你前往佛罗伦萨去的时候，我就担心会是这样。可是你去得太晚了，没能赶上，这实在是件很难过的事。但是谁也没办法，不过现在我这么想想，也不见得是不幸，相反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你就见不到他受罪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