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化（第2/4页）

一边要接妹妹，一方要送哥哥，发生了矛盾。军分区来“征求老凌意见”，父亲从不在个人私利上有所计较的，这次非常坚决：“请首长考虑，我革命一辈子，没有任何个人要求。我希望两个孩子都走——他们应该到部队上锻炼。”军分区首长作了指示，办事的同志竭力工作，我和二妹妹凌卫萍同时参军。记得父亲是这样，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坐倒在我家唯一的竹躺椅上，以手加额：“这件大事办下来了。”

没有走的是大妹妹。她身体弱是一个原因，以她的个性，是一热血性情，激昂慷慨的青年。她坚持说要下乡，在广阔天地大显身手。相信报纸，相信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因为她压根不知道“上山下乡”口号的具体落实对个人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父亲对这件事有口难言，因为要从他的口中说出任何与政策不符的话比登天还难。他不接受任何异端，而现在这“异端”却是从他不能冒犯的地方发出来的。他心里沉重，脸色也阴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大妹妹：“要考虑困难。道路曲折、艰难、复杂……千万千万不要在农村谈恋爱，千万千万不要随便对人付出感情……”——他说这话时，大妹妹未必懂。但她很快就懂了。她在这段时间，身上长了牛皮癣，本来就弱，更赢弱了。又黄又瘦。这个时期我在军队，我想妹妹恐怕一下乡就懂了，尤其是当返城时，父亲三番五次宴请他们的大队支书，她已是彻底懂了。大妹妹凌建华是个个性开朗、豪爽、开放型的孩子，围棋下得好，朋友多，心绪容易调整，而且她听话，始终没有在农村对谁“付出感情”谈恋爱。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了。

一个大队支书有多大权力？你进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就明白了——比总理大十倍。父亲（后母）心眼用尽，反复送礼，希图大妹妹招工，最终也是镜花水月。直到“运动后期”别人纷纷回城，大妹妹还滞留在那里。当时是家中来了一位不知哪个县里的领导。他是父亲的旧部，父亲向他诉苦：“建华还没有回来，没有一点办法。”那领导从兜里掏出个烟盒子，在上头写了几行字，给父亲，“你带这个条子去见×××（支书），他不放人，我剥了他的皮。”这样，妹妹才得以回城。

大妹回城后变得很顺利，她属于先天厚福的那种人，她兜里只要有两元钱，就会用来买吃的，花光为止，没钱再想办法，没有当官的念头，也不求有什么大的建树，对任何人不设城府，有话就说，有泪就流，流着泪一句逗笑她会破涕而笑。下棋输了会哭，边下棋边哭，赢了又嘻天哈地——一句话，她“没有心机”。她被安排在“晶体管厂”，而后又随丈夫去了油田，日子过得潇洒自在。

问题倒是出在我和二妹身上。我们两个“争一口气”的心太重了。我1968年入伍，1967年底集中在新兵连。军籍还没定，已经定了入党重点发展对象。到施工连，连长指导员都看重我，几个月的时间又再度确定我为“发展重点”，连里的大批判稿子，黑板报，连里组织宣传队，都由我负责撰稿创作。正准备填写《入党志愿书》，且是要任命连“统计员”的时候，团政治处一个电话，调我去“帮助工作”。

这样，重新来。反复了几次，1968年入伍，1969年下半年还是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这似乎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外公，地下党；伯伯，烈士；父亲母亲、姑父、舅父、三姨夫、四姨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入党有什么问题。我没想到的就是父亲把家史的阴暗部分长期对我有所回避。这就发生了“谈话”的事。要交代姑姑被斗致死的“历史问题”，还要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