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当今的美学真空（第2/3页）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现代文学。

人——人的本质，人性中具有形而上学重要性、具有意义的元素——在如今的文学作品中是以酒鬼、吸毒者、性变态、杀人魔和神经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的题材基本上是：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女人对一个搞马戏团杂耍的笨蛋的暗恋；或者孩子先天左手生有六指的已婚夫妇面临的凄惨状况；或者一个十分有教养的年轻人却无法说服自己不去公园里谋杀路人，而他杀人纯粹是为了好玩。

所有这些都披着自然主义“生活片段”或者“现实生活”的外衣——但是这件老旧的外衣早已衣不蔽体。一个统计派的自然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弟子所不能回答的常见问题是：如果依据伟人和天才在数量上的稀少，他们不能代表人类，那么疯子和怪物又怎么能代表人类呢？为什么满脸胡子的女人比天才更有普遍的意义呢？为什么杀人犯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天才不是呢？

无论自然主义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答案其实就在自然主义最基本的形而上学假设中：作为现代哲学的副产物，最基本的假设就是反人类、反思维、反生活；作为利他主义的副产物，自然主义是对道德判断的疯狂逃避——一种有关怜悯、忍耐和饶恕的旷日持久的哭号。

文学的车轮不停地旋转着。人们今天看到的自然主义已经不是自然主义了，而是象征主义；对人的形而上学观点已然取代了纪实的、统计学的观点。但是这是带有原始恐惧的象征主义。根据我们现在所感受的观点，堕落代表了人真实、基本、形而上学的本质，而美德不能；美德永远都是意外、例外、出离于现实之外；因此，怪物可以表现人的根本性质，然而英雄不能。

浪漫主义也没有把英雄表现为统计学上的平均，而是把英雄作为人类最高、最优异的潜质的抽象，这涵盖所有人，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选择、在不同的程度上成为这样的一个英雄。由于同样的原因，使用同样的方式，然而却基于截然相反的形而上学假设，当今的作家没有将怪物表现为统计学的平均，而是把它作为人类最下贱、最邪恶的潜质的抽象，他们也认为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怪物，所有人本质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怪物——其实他们不认为怪物的性质仅仅是潜质，却是潜藏的现实。浪漫主义者的英雄“大于现实中的人”；而现在，怪物恰恰“大于现实中的人”，或者不妨这样说，人被描绘得“小于现实中的人”。

如果人坚持理性的哲理，包括坚信他们具有意志，那么这些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便能够引导他们、启发他们。如果人坚持非理性的哲理，包括坚信他们只是无助的傀儡，那么这些小说中的怪物形象便会让他们进一步地相信自己的看法；于是他们会觉得：“你看，我还没有那么糟嘛。”

把人描绘成可憎的怪物所带来的哲学意义和实际利益就在于对道德空头支票的追逐和需求。

现在来看看这样一个有趣的矛盾：主张集体主义的美学家和学者，认为每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都应该服从“大众”，认为艺术是“人民”的呼声——同一拨学者却恰恰对艺术中的一切流行价值观嗤之以鼻。他们视大众传媒和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招数就吸引了大批观众、并长久保持娱乐性的所谓“商业”艺术出品人如敝屣。他们要求政府补贴那些“人民”不喜闻乐见、不自觉参与的艺术形式。他们觉得任何在经济上成功的，也就是流行的，艺术作品都无可置辩地是三俗的、毫无价值的，同时那些不流行的艺术、失败的艺术都是伟大的——因为它们都晦涩难懂。他们断言，任何能够被轻易理解的事物都难登大雅之堂；只有不知所云的文字、画布上的涂鸦以及收音机里静电的声音才是教化的、智慧的、高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