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后记（第2/3页）

安·兰德对艺术的原理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一领域至今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安·兰德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没有直接感知价值观的能力，所以需要将人生观和价值判断转化为有形的现实。因此，她将艺术定义为“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价值判断的选择性重塑”，艺术的核心功能是传递人生观。这一点划清了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而安·兰德认为后者不是艺术。艺术必须是现实的“程式化”，也就是说，艺术家选择出他眼前的现实，把那些值得成为艺术的元素重塑为艺术。

自然主义者放弃这样的选择，美其名曰“写实”，在安·兰德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艺术中的现实从来就不是现实本身，任何一个被艺术表达的对象都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加入了艺术家思考的元素。同样的人，被雕塑、绘画、文学和舞台重塑之后，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畸形。这并不取决于艺术家看待现实的角度，而取决于艺术家的希冀。所谓艺术，不是讨论这个世界“现在怎么样”，而是这个世界“可以怎么样”，未来“应该怎么样”。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话题是“人”，因为安·兰德认为只有人性可以为现实添加形而上学的内涵，故能产生艺术。例如，绘画的本质既不是它的颜料、线条，也不是它受画框限制的空间，而是艺术家在其中传递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艺术无论如何，都不能独立于人而存在——艺术必须是人的镜子。安·兰德信仰人的理性和意志，认为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她认为人的一生就是追逐理想的一生，而这个理想一般都是遥不可及的。因此，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支援这种追求，为读者勾勒他们想成为的人，铺展美好世界的蓝图。她做到了这一点，她创作的小说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一定激发了很多人心中久久沉睡的理想。以上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安·兰德的整个哲学思想当中。她提出的客观主义哲学可以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一句话来总结：“我的哲学就是个人至上，以个人幸福为其人生的意义，以获得利益为最高尚的活动，以理性为其绝对的原则。”个人主义永远矗立在安·兰德创作小说的最中心。安·兰德作为哲学家所论证的和作为文学家所宣扬的都是个人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而个人的理想也是最高贵的理想。

艺术不仅仅是人的镜子，也是时代的镜子。安·兰德经历了俄国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有理由厌恶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她的时代的疯狂和泛滥。她认为这样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艺术风格，都在蚕食人类的理性，威胁人类的个人意志。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前者强调统计学的大多数，并以此作为道德的准绳，而在安·兰德看来这恰恰是一种美学犯罪和道德犯罪。在本书中她说道：“美学中浪漫主义的彻底毁灭就像伦理学中道德的彻底毁灭和政治学中资本主义的彻底毁灭一样。”在冷战的背景下，她将自然主义和集权主义视为等同的威胁，这与她的时代是分不开的。

应该注意的是，安·兰德的艺术本身就有着哲学和政治的双重基础。她在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哲学上，她认为亚里士多德开启了人类思想的大门，解开了套在人类灵魂上的枷锁；政治上，她认为只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才是保护人类的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唯一制度。她没有看到冷战的结束——相反，她所一见钟情的美国制度，也在新政等的影响下不断地丧失民主和自由。她于是用笔来宣泄她的担忧，她发现浪漫主义是跟她理想的哲学和理想的政治所对应的艺术流派，于是诞生了她的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