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2/3页）

不在古典学理的译介，不在陶瓷、丝绸的喜好，也不在社会数据的把握。这些当然都能帮助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却都让过了中国文化的鲜活灵魂，那就是中国人的群体心理结构所衍生的个体日常情感行为方式。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基座。它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血色，因此也随之带来了耻辱和尊严。

要让欧洲人在这一个层面上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责无旁贷的是文学艺术创作，歌德的阅读经验已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个想法使我投入了一项耗时不短的研究，部分成果是在新加坡一个有关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的演讲会上发表的，题为《第四座桥》，即盼望中华文化在通达世界的大业中，除了已经架设的经典学理之桥、民俗技艺之桥和传媒信息之桥这三座桥梁之外，再共同搭建一座艺术创造之桥，来深层次地展现中国人的心灵情感。我还肯定了二十世纪在这一搭建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一些人物，分析了中国人在这方面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金像奖的距离和企盼。

与我一起演讲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台湾的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和新加坡的艺术大师陈瑞献先生。大家都从不同角度发现了中华文明面临的机会和问题。听讲者都是从各地赶来的海外华人，那种黑头发、黄皮肤的宏大聚集，让人感动。

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这次在欧洲更加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以前的企盼，有很多已快速实现，真让人欢欣鼓舞。但随之又看到很多让人沮丧的现象，一边是在消除隔膜，一边又在增加隔膜。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还要进一步做清除隔膜的工作。不管要跨越多少历史和现实的麻烦。现在已经明白，这种消除和跨越关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自身更新，就像加入世贸组织是对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造。只是文化并不是像世贸组织那样有一座明确的大门，进进出出全凭两方面的精神感应。欧洲人能从重重阻碍中感受到我们的好意吗？这是我一路上不愿开口却时时在关注的询问。

我有很多学生、朋友和读者已经长久地落户于欧洲各国，对他们我就开口了。谁知他们平日想得最多的是同一个问题，包括两个已经远嫁到欧洲偏僻的角落，生了几个孩子，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后与我通了电话的女学生。

她们根据道听途说，在电话里问起我在国内的处境。

我说，不管国内处境如何，最让我心中不平的还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其他文化群落中的不被了解和难于了解。有时，像赌气一样，我想对那些过于傲慢的欧洲人说一句：我们中国人做过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事，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对不起外国人。

听我这么说，有一位女学生在电话那头哽咽了。

我不知道她联想到了什么，为了缓和气氛，讲了一个刚刚遇，到的笑话。

前些天去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我们几个站在二楼走廊的窗口找勃朗峰。一位上年纪的官员从身后走过，见我们指指点点，便和蔼地停下步来，指着远处山岔口上一座银白的山峰说：“这就是勃朗峰，多美，我一见到它就愉快。”

我们向他道谢，然后轮个儿拍照。

正在热闹，过来一个黑衣女人，冷冷地说：“也许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勃朗峰，勃朗峰紧贴在它后面，现在被云遮住了。”说完就飘然而去。

我们将信将疑，但几分钟之后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对的，因为云散了。不必怀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气韵，原先那座银白山峰只是它的贴身丫鬟。

那么，怎么解释那位上年纪的官员呢？他居然误会了几十年，而且赞叹了几十年。这还不太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误会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过云散之后真正的勃朗峰，为什么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