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之殇（第8/12页）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镇压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