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后的命运(第6/17页)

此后他们还能相见吗?他们一直隐忍的狂欢,会在来日渺渺的悲情之中决绝地浮现吗?我在大伯的生年,未敢去残酷地逼问。但是,我只知道他为那夜的离别,等过了他的一生;只为当初那一声然诺,他终身未娶地熬干了他71年的生命。就像那个夜晚的最后分手一样,他在垂老的蓦然重逢之后,再次转身走向了永恒的长夜。

那么他们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没有再见吗?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曾经遭逢过,不然就不能构成他们奇特的命运,也无法构成这一个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说的。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现在叫土苗自治州,属于武陵山区的一部分。那里山河表里,幽深险峻,至今依旧还算穷乡僻壤,放在当年,就更加出入艰难了。但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径;如果日军不能打通三峡险阻进犯渝州的话,则只可能经此陆路来窥视西南腹地。因此陈诚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就陈重兵于此,湖北省政府也临时迁到了这里。

当年进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东舍舟登岸,再翻越巫峡背后的崇山峻岭,由建始官道抵达。但对于万千流亡的湖北学生来说,自然只能沿着古老的驿道,从宜昌经长阳,再攀越巴东野三关的绵长峡山,才能到达湖北联中所在的三里坝。

三里坝是一个古风犹存的田园小镇,也是国府高官吴国桢【时为重庆市长】的故乡。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地方突然涌来众多的精英学子,一时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情之下,淳朴的山胞们还是肩负起了养育这些国家未来人材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在周边的人家吃住;街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润着他们乱离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处世外,但御侮抗暴的激情,还是在心底燃烧。

联高的师生也可谓人才济济,老师中有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音乐教育家马丝白。学生则有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80年代武汉市委书记】张良皋【华工著名建筑学教授】张世英【北大著名哲学教授】等等。这些学生在以后,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更多的成了新中国的冤鬼,但凡坚强活到80年代的,则多是遍布全国的高知了。

大伯那时是联高地下党的宣传委员,仍然活跃在学生前台。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而当年还有很多此类的悲剧发生】。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抗战胜利之后的翻天。仅仅一年时间,大伯就亲自发展了八个党员。之后,他毕业了,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留在那里,于是经组织同意,他经由宜昌抵达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钱瑛大姐,亲自接手的他的组织关系;他希望像他的多数同学一样去延安,但是钱大姐说他这样富有社交能力的人,应该留在白区工作,这样可以对党有更大的贡献。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钱瑛派人与他单线联系。他从此错过了他今后的官运,却迎来了他的厄运。

大伯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遗嘱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给我,书籍则给了另一个侄儿。我在这大堆的杂乱纸张中,找到了一册装订得规规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终于历经一生的守望寻觅,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后,她在和他辗转见面之前的一封封长信。而正是这些长信,向我揭露了一段可悲的历史,也揭露了一个党领导的黑暗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