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末世运偏消(第2/5页)

1917年孙中山兴起护法斗争,牟鸿勋潜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辈组建鄂西靖国军,蔡济民任司令,牟为副司令,而后来成为共党领袖的董必武,当时还只是蔡请来的靖国军秘书。

直奉战争之后,黎元洪短暂复任民国大总统,牟鸿勋受邀出任总统府顾问,曾先后获授文虎、嘉禾勋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绝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电邀后,病逝于武昌。

幺叔在他的长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时,还只是一个汪营小镇的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国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下文要叙述】;虽在偏远乡村,他少年时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待他长成青年时,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国共两党开始了天下之争,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蒋公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已被共军占领的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共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蒋公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的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材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土地革命中,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了地主,且扣留在汪营,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五类分子”生涯。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也许因为是家世的原因,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为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的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则被政府没收成为了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然而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它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缀满了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且在左上兜里,插着一支帕克钢笔――这件衣服和这支笔,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包含他花白的头发,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