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身（第3/9页）

那时的母亲不甚明了，日本人和苏联人到自己的家乡来主要是干什么？十六岁的母亲心里没有国际形势，那时母亲接触不到广播和报纸。但母亲心里应该有刚刚萌生的爱情。爱情是不需要广播和报纸的，甚至不需要文明，它与生命同在。

十六七岁的我的母亲走在一九四几年北方春天的乡村路上。柳树一定是绿了，还有江水，流得很急，若说野花的话，应该只有蒲公英开放了。东北大地随处可见的细碎的蒲公英的黄花在母亲绣着牡丹花的鞋边摇曳。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苏联红军，手里牵着一匹高头大马。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的骑兵和他的马将母亲的去路拦住。他站在母亲的面前看了一会，母亲是那种细眉细目苗条又丰满的女子。苏联红军对于这种同他们民族的高鼻大眼的姑娘截然相反的女子产生了兴趣。据我母亲讲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伸出了手，一下将母亲的外衣拽开。衣扣噼噼啪啪地迸落，灾难已成定局。就在这时，应该叫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命运中的保护神，飞抵母亲上空。于是出现了奇迹：那匹一直沉默的、冷眼旁观的战马，突然一声长嘶，然后忽地飞奔起来，并将那骑兵一起拖走。原来，马的缰绳不是牵在手上而是挷在了手上。母亲僵僵地站在那里，被撕开的外衣里是一件火红的毛衣。那毛衣像火焰一样在春天上午的光线里闪着夺目的光芒。那战马就是被这突然出现的红色火焰吓惊的。

这个故事由母亲讲述，我相信它是真的。我还相信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它不是已经发生，就是将在以后发生。虚构并不存在。虚构是暂时的。人世间装得下所有故事。

六十年后，我遇到了同母亲一样的事情。

牢牢地抱住我的男人手里没有牵着马，也许有一把短刀藏在衣袋里。我手里抱着的衣服“砰”的一声落到了地上，溅起的灰尘像水波一样荡开又如花朵一样开放。

这是一声闷响，地面给予包裹的反弹力如一片细嫩的禾苗被重重地压在一块石头下面，发不出一丝声音。这个沉闷的声音对于我的精神是一记重击。它像一声雷，接下来的是大雨。而对于他则刚好相反，它是明明白白的催促，奔马耳边的鞭响。

那个包是我的，它一直被抱在胸前。里边包着我的毛衣和裙子。它们被洗了又洗，纵横的纤维里充满了洗涤剂的香味。它们是不能挨近灰尘和泥土的。灰尘是它们的敌人。我的使命就是用身体的高度将它们托离地面，远离尘土。它们是那样潮湿，易于被尘土污染，像婴儿易于被病菌感染。

此刻，它掉到了地上，在它们湿漉漉的时候，掉到了可怕的尘土里。我觉得是自己“砰”的一声滚了下去，顷刻间被尘土包裹。我身上的水珠召唤着尘土，它们是天然亲和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将自己从泥土中重拾起来。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人的胸前，等待着奇迹发生。过了有十秒钟，我失去了信心，我命里没有守护神。

我的脸的二分之一被他的手捂住。还好，鼻子被留在了外边。就他手掌的宽度来看，完全可以连鼻子一同捂住。他是有意留的，这说明他不想置我于死地，还说明他是个有经验的家伙，做起攻击女人的事儿来有条不紊，进退有度。这个细节，他一定是事先考虑过了。留鼻子和不留鼻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需要事先决策。我就听说过一个关于鼻子的故事：说是战争年代，一支部队的保育员（女性）在敌人逼近他们的藏身之处时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可能十分幼小），保育员迅速捂住了那张哭泣的小嘴还有小鼻子。目标终因保育员奋力按住了哭声还有呼吸而没有暴露，但那个孩子再也不能哭了并且再也不需要氧气了。那个动作迅速、机敏的保育员就是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操作上较我遇到的这个人要缺乏经验和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