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饼花儿（第2/3页）

沧桑之变，解放了！土改中房子回来了，读书的权利也获得了。破屋足蔽风雨，兄妹你追我赶，大的读，小的也读；男的读，女的也读。“砸锅卖铁也供他们上学。”其实母亲有多少锅可砸？我们上学，靠的是人民助学金！

春苗逢喜雨，一日长三寸。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瓦蓝瓦蓝的天。

二

生活稍稍好起来，来了母亲之谓“大乱钢铁”。曾点过哥哥姐姐名的中学校长向同学们宣布：“两年进入共产主义！”

我是高中生了。已懂得两道加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觉悟空前提高；列宁的——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

现实生活与导师的“加法”却分道扬镳了。

“电气化”了：家中电灯的光亮令罩子灯退避三舍。只是我们都失却了争光抢亮的兴趣，在为“小高炉”夜以继日搞运输。什么xyz，什么氧化还原反应、卷舌音，全丢在九霄云外！我曾一宿搬三趟砖，一次两块，行程四十里。食堂也实行“共产主义”了，地瓜蛋随便吃！于是，我有了一道新加法：共产主义=一宿搬六块砖+敞开供应大地瓜。只是我的胃不作美，吃地瓜吃得直冒酸水。于是我不无向往：什么时候吃上碗有油有盐的煎饼花儿，这“共产主义”竟不要也罢了。

母亲的锅终于砸了。并非为了卖铁供子女上学，而是装进老太太们自制的坩埚中炼“优质钢”，结果变成了一堆青不青、红不红的海绵铁。

等到中学校长预言共产主义到来的岁月，地瓜已变成了“高档商品”。我们堂堂高等学府竟供应起狗都不予问津的“代食品”来。好在有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替我们承受“×分天灾，×分人祸”的重压，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提高了大学生的助学金、伙食费，大学里竟没出现饿殍。在浮肿病刚刚退却时，戎马终生的陈毅元帅又在广州会议上号召大学生向科学进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我和哥哥姐姐都在家门口上大学，周末回家，又争抢台灯下的有利地形，有的读原子物理，有的钻高等数学，有的看《文心雕龙》……

那年考过了头一门课，母亲炒了些煎饼花儿，给三个吃够了“瓜菜代”的大学生过“开斋节”。大家边吃边议论考试。我因为把托尔斯泰的生卒年月答错了，俄苏文学史能否得“优”，颇犯嘀咕。三哥又来讪笑我：“这叫旗开失败，马到垮台。你就是吃饭数第一，瞧，‘这饼真香’！”

我的脸“腾”地红到耳根，仿佛又看到那幅捉弄人的漫画，那啃油饼的大豁牙。在我们这些读书人看来，学业上不能争光，是比懒与馋，更为见不得人的。

物换星移，逝者如斯。一九七零年，我那个见了煎饼就咧嘴哭的妹妹从医学院毕业了。她是七兄妹中第七个大学生。我们则是回族医生家第一代大学生。我们七人都曾抱着玫瑰色的理想去日夜攻读大学。有的向往亲手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的企望成为当代的扁鹊、华佗，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有的憧憬下笔绣辞，扬手文飞，为民族文化平添春色。进了大学，更是人人矢志握灵蛇之珠，个个力图抱荆山之玉，五年寒窗，胼手胝足，朝咏外语于晨熹中，暮诵文献于华灯下……

然而，十年浩劫，国难民忧；造反有理，读书无用；“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我的大妹妹是学自动控制的，毕业时因为是“刘少奇的党员”，被贬到县城，分配当售货员。据说，卖无线电元件对于工业大学五年制毕业生，仍算“专业对口”！我们另外的人呢，或靠边站，或当“老牛”，或干“火头军”。一言以蔽之曰：臭老九。块然独坐，百忧俱至；泡茗对谈，哀愤两集：你的计划成了水中月，她的打算变为镜中花，我的劳动付诸东流水……我百思不得其解：母亲用煎饼花儿，人民用助学金，供我们读十七年书，难道是为了让我们跟在地富反坏之后，忝列第九？我是何等懊恼烦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