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周扬（第3/5页）

他重新和大家接触之后，我又一次听到他的报告。会场上人不算太多，他坐在没有台子的主席台横位上，我坐在直位上，离主席位不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讲话流泪，虽然他没有当众一一批判过去的事，但是明确地说了：“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

那以后不久，我去上海，曾和一些青年作者座谈，记得其中有张胜友、孙颙、叶辛这些当时才露头角的人。他们正在思想刚刚得到解放的火头上，提出来：“像周扬这种人，整掉了文艺界那么多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跟他讲一讲理？”我不能完全代替周扬声明他的苦衷，只觉得摸到一点门，只说了一句：“事情看来很复杂。”

广州召开文代会，那是很热烈的一次会。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李季……全都去了。我并无资格专程前往，却由于组稿，也碰巧去了。会上这几位领导都讲了话，批驳了江青的“黑八论”之说。会后几个人同游肇庆七星岩，林默涵、光年和我像青年一样，奋勇登山，周扬、夏衍上不去，笑着站在山坡下指点。那个晚上，大家同宿波月楼，各人执笔题诗，诗人张光年、李季写了，不会写诗的也都写了。十年苦难不能见面，此时真是逸兴遄飞。诗写完了，大家赏月，又坐在周扬屋里闲谈话旧，谈得无拘无束，记得周扬同志笑着，指着我说：“王作民告诉过我，你原来是个大家闺秀出身哪，怪不得会写诗。”大家做打油诗说：“两条汉子又重来……”人们笑着，享受着这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朋友的气氛。

广东之游后回到北京，就逐渐有点故事了。有一次周扬住院，我去探望，他虽很简单但很恳切地告诉我：“我跟默涵说了，我们批评错了很多问题，我们应该认错，我希望他和我一起改。”

为了组《周扬文集》的稿子，我开始跑中组部招待所。一开始，周扬是一般地推托，说稿子太多，自己全部看一遍来不及，稿子没有传世价值……但是到后来我去得多了，要这部稿子的诚意表达明白了，他终于跟我说了很简单的实话：“这里边有些文章，有些段落，是毛主席改的，还有毛主席写的。那篇大辩论就是。如果要用我的名字发表，我必须一一说明。所以很费事。”后来我们才又找了别的同志帮他整理加注。但是叫他给自己的文章加上这样的“注明”，并一一过目，这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进行得很慢，到后来他提出：“慢点出第二卷吧（就是批判文章最多的那一卷），先出最后的一卷（也即“四人帮”垮后属于他自己的文章）。”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他希望读者群众能了解他本人，本人真实的思想！他不愿意拿那“偶然”的正确面目再和读者相见。但是作为编辑的我，却希望出全集，因为这样才能表现周扬这个人的历史全貌。在这件事上，我实在是对不起周扬同志，让过去的矛盾和痛苦更深地折磨了他。

那几年，听说了周扬跟好几个被他批过整过的同志谈话道歉。我自己也听周扬说过：“要说划艾青右派，我本来不主张的。”可是不主张怎么又划上了呢？他没告诉我。我见过胡风来开会，周扬跟他握手。冯雪峰跟周扬历来不对，这我知道。我们为雪峰补开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主持。我在门口张望，心里一直不安，不知周扬会不会来，但是最后他居然来了，站在群众队里。而且后来还听说，周扬自己刚释放出狱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早写过一个意见，提出恢复雪峰的党籍了。我想：啊！原来如此。

他在忏悔了。他在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们相见了。这是使二十多年遍体疮痍的文艺界大家欢喜、大家弹冠相庆的事情。人们全身放松，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他自己也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这就是他所要出版的那一本近作。他在文艺界也开始按他自己的意见做工作。任免干部，我们又开始有事情去找周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