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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处决他们呢？”走过来的希尔施问。

科勒不情愿地抬头看了一眼说：“希尔施先生，请不要用您那套悲观论来打扰我们。”

“我愿意为你们处决所有的家伙，”希尔施说，“条件是：您得枪决第一个。”

“谁说枪决了？”科勒厉声反驳道。“让他们像士兵一样死去？这不是抬举他们嘛！连断头台都不能让他们上！德国纳粹内政部长弗里克曾规定，对所谓叛国者要用手斧来处死。十年来，在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这已经成了规则。现在对纳粹也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还是您想赦免他们呢？”

杰西飞奔过来，如同一只看到危险的母鸡。“别吵了，罗伯特！博瑟医生来了，他正想跟你打招呼呢！”

希尔施笑着让杰西带走了。“可惜，”科勒说，“我正想给他……”

我还站在原地。“您正想干吗？”我边问边向他逼近一步。“您有什么想对我的朋友希尔施说的话，也可以对我说。您对我说风险还要小一些。”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少管闲事！”

我又向前迈了一步，轻轻朝科勒胸前搡了一把。他正站在一把扶手椅前，一屁股就跌坐进去。这一把搡得很轻，科勒跌坐下去是因为椅子就在他身后。他索性不站起来了，坐在椅子上咬牙痛骂：“关您屁事儿！您这个沉不住气的异教徒！您这个雅利安人！”他大放这些厥词就像是在对我进行严重的侮辱。

我吃惊地望着他，等待着下文。“还有吗？”我问。我等着他骂出“纳粹”这个字眼。我遇到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科勒默不作声了。我居高临下地盯着他。“难道您想打一个坐着的人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局面的滑稽性。“不，”我回复道，“我会先把您扶起来再动手的。”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递给我一块蛋糕。喝过布莱克的白兰地后我正觉得有些饿，所以马上接过了蛋糕。另一位孪生姐妹又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您看，”我对科勒说，“我现在反正也腾不出手来了。再说我也从来不跟演员动手，跟他们动手就像往镜子上打一样。”科勒看来又把这当成了对他的侮辱。

我转过身，看到莱奥·巴赫站在我身旁。“我搞清楚了，”他向我耳语道，“这对孪生姐妹都是清教徒，没有一个是妓女。我是牺牲了一件西服才弄清楚的，我把西服送到洗衣房去了。这对害人精是端着咖啡壶的恶魔。要是有人捏她们一把，她们就把盛着满满牛奶的杯子向你扔过来。这俩虐待狂！”

“您身上穿的就是清洗过的西服吗？”

“不是。这件是黑的。另一件是灰色的，更容易脏。”

“您应该把它捐献给博物馆去进行科学研究。”我说。

博瑟医生是个消瘦的男人，蓄着稀疏的小黑胡子。他坐在辛德勒和洛茨中间，前者曾是科学家，现在卖长袜；后者曾是音乐家，现在卖洗衣机。杰西拼命让他吃糕点喝咖啡，就好像他刚刚结束饥饿疗法似的。他离开德国的时间比别人都晚，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

“我应该学语言，”他说，“不是拉丁文或希腊文，而是英文。那我现在的处境会好得多。”

“胡扯！”杰西大声反驳。“英语你是得学。但你现在混得不好，是因为流亡者中有个瘪三欺骗了你。实话实说吧！”

“唉，杰西，比你说的还要恶劣得多。”

“连骗带偷！”杰西激动地解释道，以致她衣服上的滚边都直颤抖。“博瑟收集过许多珍贵的邮票，他把其中最好的交给了柏林一位获准移民的朋友，托他带到国外代为保管，直到他自己能出来。现在这家伙声称从来就没有拿到过他的邮票。”

“是不是过境时邮票被没收了？”希尔施问。“一般人们会找这种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