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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轰炸机来说，这倒是个不错的用途。要是它们都被用来干这个，那黄金时代就开始了。”

她笑了。“这么说您兜里没有揣着微型照相机，您也不是替竞争对手偷拍我们冬季时装的秘密间谍？真挺可惜！看来得对您留点儿神。饮料够吗？”

“谢谢，足够。”

“玛丽亚！”摄影师喊着。“玛丽亚！开拍了！”

“等会儿大家还要开车去埃尔摩洛哥[51]玩一个小时，”姑娘说，“您肯定一起去吧？您还得送我回家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站到台上去了。我当然不能一起去，我的钱不够。但尚有时间解释这一点，眼下我还愿意尽情享受一下这种氛围。在此氛围中，“间谍”是想偷丝绒披肩式样的人，而不是经受严刑拷打并在清晨被枪毙的人。就连季节在这里也被改变了，外面还是酷暑时，我们这儿已经是严冬了：聚光灯下貂皮衣和滑雪服闪闪发光。尼基重复拍了一些，那位深褐色皮肤的模特戴着红色假发出场了；玛丽亚·菲奥拉先戴金黄色假发，然后戴白色的，几分钟之内她就老了几十岁。这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是老相识似的。模特们不愿再费力去帘子后面换衣服，在强光的直接照射下她们都疲惫而激动。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注意这些换衣服的女人，其中有几个汉子毫无疑问是同性恋者，剩下的大概对半裸女人也屡见不鲜了。

当箱子重新装好后我告诉玛丽亚·菲奥拉，我不能跟她去那个地方，据说埃尔摩洛哥是纽约最好的夜总会。

“为什么不去？”她问。

“我带的钱不够。”

“您可真够蠢的！我们大家都是应邀前往，杂志社买单。您是陪伴我的，您认为我会让您掏腰包吗？”

我不知道她这么说是不是在恭维我。我盯着这位浓妆艳抹的陌生女性，她头上戴着假发和镶有祖母绿和钻石的王冠，我们好像从未谋过面。瞬间我感到一阵温暖，似乎我们是同谋犯。“去前不必把首饰还回去吗？”我问。

“梵克雅宝珠宝店的人跟着一起去，他认为我们在那儿戴着这些首饰是在为他们做广告。”

我不再反对。当我们坐在埃尔摩洛哥时，我对里面的灯光、舞者和音乐已不再感到惊奇。长椅上有斑马图案，一个人造星空——星星们不断地升起和降落——照耀着这个非真实的世界。尽管美国在与德国和奥地利打仗，旁边屋子里仍有一个维也纳人在用德语演唱德国和维也纳歌曲。这在欧洲根本无法想象，歌手会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要不就立即私刑处死。这里的士兵和军官却兴高采烈地跟着唱，只要他们知道歌词。“宽容”一词在欧洲已经从十九世纪的一面旗帜蜕变成二十世纪一个粗野的骂人脏字了，对于不得不经历这种变迁的人来说，这场景就像在一片沙漠中某个根本没有料到的地方发现了绿洲。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另一块大陆无忧无虑、慷慨大度的过人之处，我也不想知道。我坐在舞者、歌者和突然成了朋友的陌生人当中，烛光摇曳，身旁坐着一个戴金黄色假发的陌生女人，她那借来的王冠上的宝石闪烁着光辉。喝着白送的香槟，尽情享受着白来的惬意，我变成了一个小寄生虫，就好像今宵也是借来的，明天也要一并还给梵克雅宝珠宝店。我兜里还有一封流亡者扎尔的信在窸窣作响，这封信我没有寄出：“亲爱的露特，我太晚才开始设法营救你们，对此我悔恨万分！但谁能想到他们对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呢？此外我也没有钱，爱莫能助。我由衷地希望你们即使不能写信，但还活着！我祈祷……”后面的话被泪水弄得无法辨认了。我没有寄出这封信，因为我想再思索一下，要是他妻子还活着，读到这封信会不会受到伤害。现在我知道，我不会寄出此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