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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莱文的合作伙伴沃森真的露了面。他看上去阔绰，脸大肉多，留着修剪过的白胡须。他如我估计的一样并非犹太人，没有任何莱文式的好奇心，也没有他那种智慧。他既不说德语也不说法语，但他说话时手势颇夸张，他的微笑既能让人安心，又透着点儿傻。我们尽量彼此沟通。他什么也不问，而是用手势命令我等在那里，他则去了核审员办公室。

突然，女监中发生了一阵半克制性的骚动，看守们也赶了过去。女人们在一位妇女身旁围成了一个圆圈，那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

“出了什么事？”我问一位跑过去看热闹又回来了的老汉，“是不是又有人精神崩溃了？”

那老汉摇了摇头。“好像那儿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

“什么？生孩子？在这儿？”

“看样子是。我很好奇核审员们对此会说什么。”老汉皮笑肉不笑地说。

“早产！”一个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说。“早产一个月。在这么动荡的环境下不足为奇！”

“孩子生下来了？”我问。

那女人带着嘲讽的优越感盯着我说：“当然还没有！这才是第一次阵痛，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呢。”

“要是孩子生在这儿，那该是美国公民了吧？”老汉问。

“不是美国公民是什么？”穿红上衣的女人反问。

“我是说生在埃利斯岛。这儿仅仅是隔离和检疫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美国。美国在对岸！”

“此地也已经是美国了！”那女人激动地解释说。“看守是美国人！核审员也是！”

“这当妈的有福了，”老汉说，“她马上就有一个美国亲戚了，那孩子！人们会宽松地放她入境，有美国亲戚的流亡者都可以入境。”老汉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尴尬地坏笑起来。

“要是这孩子成不了美国公民，那就该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了。”我说。

“是第二个，”老汉回答说，“1937年我已经在一座位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桥上看见第一个了。德国流亡者被那两个国家的警察赶到了那座桥上，他们既无法前进，也不能后退，桥的两端都站着警察。他们就那么在边界桥上蹲了三天，当时有个妇女生了个孩子。”

“孩子怎么样了？”穿红上衣的女人感兴趣地问道。

“在两国有可能因此而开战前就死了。”老汉回答道。“那还是比较人道的时候，德国还没有吞并奥地利。”他又抱歉地补充说：“这事要是发生在后来，人们自然就会像杀死湿漉漉的猫一样把母子俩都干掉。”

我看见沃森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身穿浅色格子西服套装，在出口处挤成一团的流亡者中间鹤立鸡群。我飞快地向他走去，心脏突然间怦怦直跳。沃森挥了挥我的护照，“您很走运，”他解释说，“有个女人似乎要生小孩，核审员们昏了头。这是您的签证。”

我接过了护照，双手直抖。“给了多长时间？”我问。

沃森笑了。“本来他们只想给您四个星期的过境签证，结果现在给了您两个月的旅游签证。您应该感谢那位正在经历阵痛的待产妇。我想，他们是想尽快摆脱她和我。已经为那个女人要了摩托艇，送她去医院。我们可以搭她的艇一起走。您瞧，还行吧？”沃森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现在自由了？”

“那还用说！下两个月您是自由的。接下来我们得采取新的措施。”

“两个月！”我说。“那简直就是一种永恒！”

沃森摇了摇他那雄狮般的脑袋。“不是永恒！两个月！我们最好马上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对策。”

“等我到了对岸再说，”我说，“不必现在！”

“好吧！但您不要拖太久。还有几笔我们为您垫付的费用您得缴，交通费、签证费和一些别的零星费用，一共是五十美元。我们最好立刻结清。您欠我们的律师费余额可以等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