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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什么时候买车的？”史迈利问。

“三个月前，二手车。就在他搬出慕里的时候。他真的是发了，乔治。就像过生日，有这么多礼物。车子，房子，从一等秘书晋升成领事。”

那是一幢灰泥别墅，坐落在广阔的花园中，但因浓雾，看不见背景。从房子正面的凸窗，史迈利瞥见窗帘后闪耀的灯光。花园里有座小孩滑梯，还有一个此刻干涸的游泳池。铺着碎石砾的车道上，停了一辆挂有外交车牌的黑色奔驰。

“苏联大使馆所有的车牌最后两个数字都是七三。”托比说，“英国是七二。格里高利耶娃两个月前拿到驾驶执照。大使馆里只有两个女人有驾照，她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个恐怖的驾驶，乔治。我的意思就是恐怖。”

“房子其余的部分谁住？”

“房东。一个波恩大学的教授，痞子一个。前一阵子，美国表弟找上他，说他们想在一楼装几个窃听器，还付他钱。这个教授收了钱，然后像个好公民，向警方报告。警方很害怕。他们答应美国表弟，只要放弃监视，他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行动停止了。看来我们的美国表弟对格里高利耶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一切只是例行公事。”

“格里高利耶夫的孩子呢？”

“在日内瓦念苏联使节学校，平常住校，周五晚上才回家。周末全家出游。到森林里游玩，滑雪，打羽毛球，采香菇。格里高利耶娃是个热爱户外活动的怪人。他们也去骑脚踏车。”他说，目光暗示似的一瞥。

“格里高利耶夫也和家人一起出游吗？”

“他星期六还要工作，乔治。而且，我很确定，他工作只是为了避开家人。”史迈利注意到托比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婚姻状态已有定论。他怀疑，这是不是托比自己婚姻状态的投射。

他们离开那条街，转进旁边的一条小路。“听我说，乔治，”托比仍然在谈论格里高利耶夫的周末，“好吗？跟踪的人猜到内情。他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他们的工作。有个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孩，黑眼黑发，而且，就苏联人来说，长得很性感。那些小伙子叫她‘小娜塔莎’。她的本名不叫这个，但对他们来说，她就是娜塔莎。每个星期六，她到大使馆，去工作。有好几次，格里高利耶夫开车送她回慕里。我们拍了照片，还不坏。她在她的公寓附近下车，走五百米回家。为什么？另一次，他哪儿也没载她去，只是开车在古尔腾兜圆场，非常热烈地交谈。或许这只是那些小伙子的期望，因为格里高利耶娃的关系。他们喜欢这个家伙，格里高利耶夫。你知道跟踪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爱就是恨。他们喜欢他。”

他停下车。一家小咖啡馆的灯光照透浓雾。咖啡馆的前院，停了一辆绿色的雪铁龙双发动机跑车，日内瓦车牌。后座堆满了硬纸板箱，看似货物样品。收音机天线上垂了一条狐狸尾巴。托比跳出车子，拉开雪铁龙脆弱的门，催促史迈利坐进驾驶旁的座位，然后，递给他一顶软帽，他立即戴上，而托比自己则戴了一顶苏联式的毛皮帽。他们再次开车上路，史迈利看见那个波恩主妇爬上他们刚抛弃的那辆橘色富豪的驾驶座。他们离开时，她的孩子还透过后车窗无精打采地挥手。

“大家都还好吧？”史迈利问。

“好极了。他们到处刨根问底，乔治，每一个人。萨特兄弟其中一个因为孩子生病，必须回维也纳去，他心都快碎了。其他都很好。对他们来说，你是第一号重要的。从右边赶上来的是哈利·史林戈。记得哈利吗？以前是我行动的伙伴。”

“我听说他儿子拿奖学金上牛津。”史迈利说。

“物理系。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那孩子是个天才。眼睛继续看着路面，乔治，别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