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回 相逢却似曾相识，未曾相识已相思（第4/5页）

唐人孟棨所作的《本事诗》中也曾记载过与此类似的另一个故事：在唐肃宗时，诗人顾况一次与友人游园，于流水中得到一张大梧叶，上面有诗一首：“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个性洒脱的顾况见诗后，也取一片树叶，题诗在上：“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里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让其泛于波中，随水漂流进宫。十多天后，友人在东苑游春时，又得一红叶题诗，当即带回送给顾况。诗是这样写的：“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寻春次第行”。遗憾的是，这一段缘分终究没能成为类似于祐夫妇的佳话。

另外，于祐题红叶诗的时候曾有一句叫“曾闻叶上题红怨”，也就是在他之前他就应该听说过这种红叶题诗的事儿。那在他和韩翠萍之前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事儿呢？还有！明人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里就记载了唐德宗时，这比于韩恋要早了将近一百年，奉恩院王才人养女凤儿，就曾在红叶上题诗，放在御沟中随水流出。进士贾全虚得到了此叶，认真起来，怀恋题诗的人，以至于经常思念泣下。德宗皇帝知道了，查问其事，最后将题诗的凤儿赐给了贾全虚为妻。你看，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一看才知道，奇妙还不少。这么多红叶题诗、缘定今生的事儿，难道还能说此事只是读书人善意创作和加工的吗？

我曾经在自己上课的班上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结果是在听过红叶传情这个故事之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肯定地认为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也就是不认为这是实有其事的。这还只是年青的大学生们的想法，等到他们在社会上再摸爬滚打几年，就会有更多的人不会相信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我们成长乃至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老于世故，越来越现实，越来越不相信有奇迹会发生。我们把这种心态美其名曰叫“理性”。事实上我觉得这反倒是成长的悲哀。这至少反映出这种心态的三种不良的方面来：

第一，旁观者姿态。我们有一句话叫“旁观者清”，本来是说旁观者容易把事情看得清楚，但事实上，我们成人化之后，往往看重的是旁观者的清闲、轻松和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奉行一条生活准则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这种姿态成为习惯之后，很多人是“事若关己”，也同样会“高高挂起”，所以在工作与生活里会有很多事儿，很多细节，我们只要能糊过去就行，而不是借此来求新局面，新境界，事实上我们常说没有机会，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已经不会把一片顺水流来的红叶当成改变人生的机会而已。所以我认为这种旁观者姿态决定了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平庸与碌碌无为。

第二，不相信奇迹。我们小时候听故事，会把自己想象成不是孙悟空，就是二郎神，于是我们那时相信是有筋斗云，是有七十二变的，只是自己还没有机会学会而已。但我们长大后再不会把自己置身于故事里，所以也就不会再相信那些腾云驾雾的奇迹。所以要不是有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我们有可能到今天也无缘与那些天空的鸟儿们一起比翼飞翔。

第三，就是对命运的消极理解。我是相信有命运的，但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宿命的观点。人一生的这个生存系统里，除这你自身，有很多未知的因素，有很多变化的信息。这些因素、这些信息总会在某些特殊的时候里露出些蛛丝马迹，观察它，揣摩它，引导它，控制它，这就是易学所倡导的一种主动的命运观，所以音乐巨匠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潜台词就是首先是有命运的，其次，我要成为那个驾驭自身命运的人。而宿命论则把命运当作是纯粹的不可知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们习惯了任人宰割，对于细微的变化向来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