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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突然大笑起来。“瞧瞧你自己，萨尔沃。你也是已婚男人了。”

不再是了。我说。

她大笑着摇摇头，啜了一口自酿红葡萄酒。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尝过的最难喝的葡萄酒。汉娜还说，比医院的年度舞会上逼人喝的酒还难喝。她告诉我：萨尔沃，相信我，逼着人喝就说明那酒有多差劲。我也告诉她，这酒比盖恩卡娄公司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还滥，还说了说巴特西公园路“贝拉·维斯特餐厅”里那位勇敢的小个子绅士。

诺亚出生两年后，汉娜受训完毕。她提升为高级护士，开始自学英语，每周还去教堂三次。你现在还这样做吗，汉娜？偶尔。年轻医生们都说上帝跟科学不相容。而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在病房里确实没看见什么上帝存在的迹象。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为诺亚，为她的家人，为基伍祈祷，也不能阻止她带着仅存的信仰，去位于北伦敦的那所教堂做礼拜，去帮助她那些“主日学校学生”的孩子们。

汉娜为自己是南德人而自豪。她有理由如此自豪，因为南德人因事业心极强而闻名。她喝了杯咖啡，又喝了一杯难喝的红葡萄酒。她告诉我，她在二十三岁时通过一家中介机构来到英国。以前她告诉过我这事，但那时我们正在做爱，一旦退出就得从头开始，所以我没注意听她讲。英国人并不坏，但那家中介机构把她看得狗屎不如——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粗话。她把诺亚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这让她伤透了心。但在乌干达恩德培的一位算命先生的帮助下，她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传播自己所学的西方医学传统与技术，以及赚钱寄回去抚养诺亚。当她学会了，赚足了，她就会带着诺亚回基伍。

刚到英国时，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诺亚。她心烦意乱，老是想打电话给诺亚，后来才理智下来，决定每周一次在优惠时段打回去。那家中介机构从未告诉过她，她必须去上适应性教育学校，而那得花光她所有积蓄；对方也从未跟她说过，她还得从最底层做起，在护士行业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跟汉娜住在一起的尼日利亚人付不起房租，结果有一天房东把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人都赶到街上。在医院，为了获得升职，她不得不比她的白人同事做的要好上一倍，也要比她们勤劳一倍。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或者说，在她勇气十足的努力之下——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她成功了。她每周两次学习如何在贫困国家进行简单手术。今晚她本来应当去上课的，但她以后会补上。因为她答应自己在带回诺亚之前一定要学会如何做简单手术。她最后才说到最重要的那部分。她已经说服护士长让她多请假一周，不带薪。这同时也使她能陪那群“主日学校学生”去海滨小游两天。

“你只是为了陪那些‘主日学校学生’才请假的吗？”我满怀期待地问道。

汉娜一下就把我的期望打掉了。一个来去无踪的口译员兑现自己的诺言赴约的几率极低，就为此请了一周的假？荒谬。

我们把咖啡喝得一滴不剩。我用麦克西付给我的美元兑换而来的钱付了账。很快，我们就该回哈基姆的旅馆了。汉娜拉着我的一只手，仔细看着我的手掌，若有所思地用指甲划着手掌纹路。

“我会长命百岁吗？”我问她。

她摇了摇头打发了这个问题，继续看我的手。她用斯瓦希里语喃喃自语：有五个。其实不是亲侄女，是姻亲的。但即使到了现在，她还是把她们看做亲侄女。都是她在乌干达的阿姨的孩子。她以前照顾过汉娜，现在又在照看诺亚。五个女孩，没有儿子。年纪不一，从六岁到十六岁都有。她念起她们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取自《圣经》。她低下头，依旧对着我的手说话，但声音最后单调到了只有一个调子。她们沿着公路往家走去。我姨父跟这些姑娘一起，姑娘们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她们刚去过教堂，脑袋里充满了各种祈祷词。我阿姨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休息。几个男子向她们走来，是边境对面的卢旺达联攻派民兵16，心灵空虚得慌了，要来找些乐子。他们骂我姨父是图西族的探子，切断了姑娘们的跟腱，强奸她们，又把她们扔进河里，看着她们淹死，嘴里还唱着“黄油！黄油！”。他们这是在说要把所有图西族人榨成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