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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教会对先父的惩罚不如先母受到的惩罚那么严酷，但也很严厉。他在马德里城外的一所耶稣会宗教裁判所里被囚禁了一年，又在法国马赛的一处贫民窟当了两年的工人牧师，之后才回到他爱得如此不顾一切的刚果。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很可能连上帝也不知道，但在他变得铁石心肠之后的某个时候，他说服原先照管我的那所天主教孤儿院把我交给他抚养。从那以后，混血儿私生子萨尔沃就追随在他身后，由他特意挑选的又老又丑的仆人们照顾。他先是让我假扮他一个已逝叔叔的后代，然后又扮作他的侍僧与助祭。直到我十岁生日那个宿命的夜晚，他意识到随着我的成长他自己也将老逝，于是向我倾吐了他极其人性化的内心情感，也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些。当时我把这件事看做先父给予我这个意外降生的儿子最大的礼物，现在我依然这样看。

先父逝世后，我又成了孤儿，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白人传教士们以我为耻，对我继续生活在他们当中感到深恶痛绝，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姆托托瓦思利”（斯瓦希里语，指“野种”）。非洲人则坚持认为，人的灵魂来自父亲，血统则来自母亲。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要是先父是黑人，那么非洲人还可以容忍我，至多把我当做旅程中多余的包袱。但是，不管以前辛巴组织是怎么想的，先父却是个地道的白人，这点爱尔兰人不会否认。但大家都知道，白人传教士是不准偷着生育儿女的。身为私生子，我还可以在餐桌旁或祭坛上服侍牧师，也可以去上学。但只要有教会高层人士来这里，不管他们是何种级别、穿戴何种颜色的法衣，我都会被赶到传教所教仆的宿舍里躲起来，直到他们离开，不再会发现我时，警报才能解除。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贬低牧师们的“高尚情操”，也不想责备他们偶尔“操心过度”。跟先父不同的是，他们只向同性示爱。比如我们伟大的传教演说家佩雷·安德雷，他的关爱多得让我不自在。再如佩雷·弗朗索瓦，他喜欢这么想：安德雷是他缘定的密友，因而每当看到安德雷对我袒露情意，他便很伤感。同样糟糕的是，在教会学校里，土著小孩们既不把我当做白人，像对待其他少数白人学生那样地敬畏我，也不把我当做黑人，给予我应得的伙伴情谊。难怪那时我很自然地被教仆们的低矮砖房所吸引。牧师们没有意识到，那才是我们社区真正的中心，既是所有过往行人天然的休憩地，也是大家神侃方圆数英里传闻逸事的场所。

谁也不会注意到，我就在那儿，蜷缩在砖砌壁炉旁简陋的床上，出神地听人们讲游猎者、巫医、魔法师、战士及老人们的故事。由于害怕被赶回去睡觉，我没敢出声。也就在那儿，我开始喜欢刚果东部诸多语言与方言，爱得根深蒂固。我把这些语言与方言当做先父给我留下的宝贵遗产积累起来，悄悄地修饰、提炼，并贮藏在脑中，遇到土语中的妙语或特色语言就缠着当地人与传教士问个不休。在自己的小屋独处时，我就秉烛编撰尚显稚气的词典。很快，这些神奇的词条纸片让我找到了自己，让我走进了远离尘嚣的伊甸园。那是我的领地，没人夺得走，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进得来。

以前我常想，现在也想，要是上天让我继续沿着这条孤苦伶仃、前途迷茫的路走下去，我这个出身特殊的人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先母的血统会比先父传给我的灵魂对我影响更大吗？但是，这个问题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面临另一个问题：先父的前同事们不遗余力地策划怎么摆脱我。我的肤色引人争议，我掌握多种语言，我的行为举止显露出爱尔兰式的傲气，而最糟糕的是我长得帅——教仆们说，我长得像我妈——这点每天都让他们想起先父的过错。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我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我出生时曾在英国驻坎帕拉领事那里登过记。据他说，我叫布鲁诺，姓与教名等均不明，是梵蒂冈天主教廷收养的一名弃婴。他还说，我的生父是一名北爱尔兰海员，在我还是新生儿时，他把我托付给那位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院长，恳求她在真神信仰下将我抚育成人。随后他就消失了，也没留下联系地址。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但那位好心的领事亲笔写来的那封信里讲的大概就这些。他是梵蒂冈天主教廷的忠实信徒。他解释道，我的姓“萨尔瓦多”是由那位院长嬷嬷选的，因为她是西班牙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