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4/5页）

“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门猛地被打开，埃娃和玛瑞亚跑了进来。‘呸！’她们俩嫌恶地叫道。‘快，快！爸爸回来了！’她们把绳子解开，把钥匙插回到门里，然后就跑掉了，笑得就像两个疯婆子。我听到父亲的车停在车道上的声音。

“起先我动弹不得。后来，我把手伸到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我走到墙边——是的，连墙上，连他的书桌上都吐满了——我就像这样轻轻擦拭一块古老的波斯地毯。然后我才注意到我两条腿，都快变成黑的了。手帕根本没用，实在是太小了。我跑到书桌边拿了几张纸，我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看到我的：拿他的国家大事擦我的膝盖，而且我身后他书房的地面上一片狼藉。我朝他走了两步，双膝着地，差一点就吐在他鞋面上，吐了很长很长时间。一直到我吐完，他仍然矗立在书房的门口，动都没动。他仍旧提着他的公文包，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低头看了一眼我刚吐的那一摊，说，‘罗伯特，你吃了巧克力？’我说，‘是，爸爸，可我……’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后来母亲到我卧室里来看我，第二天早上有位精神病医生来看我，说我受刺激不小。可是对我父亲而言，我只要确实是吃了巧克力，那就足够了。他连续三天每晚上都抽我，接连好多月他都对我恶声恶气。好多好多年里都不允许我踏进书房半步，一直到我领着未来的妻子进去看他。直到今天我都再也没有吃过巧克力，也一直没有原谅我姐姐。

“我受罚的那段时间里，只有我母亲还跟我说话。她跟我父亲讲定不能打得我太重，只打三个晚上。她身材高挑，非常漂亮。每逢外事招待会，她最常穿的就是白色：白色的短外衣，白色的长丝巾还有白色的丝质长裙。我记得最真切的就是她一身白色的样子。她英语讲得很慢，不过每个人都恭维她讲得字正腔圆、音调高雅。

“我小时候经常做恶梦，非常恐怖的恶梦。而且我还梦游，现在我有时还会梦游。我一做恶梦就经常在半夜三更给吓醒，而我马上就会叫她——‘妈咪，’就像个英国小男孩。而她就像是一直醒在那里等我叫她似的，因为我一叫她，马上就能听到走廊很远的那头，我父母的卧室里床铺上咯吱一声，听到她开灯的声音，听到她的赤脚里一根骨头细微的噼啪声。她走进我的房间，总是问我，‘怎么了，罗伯特？’我就会说，‘我想喝点水。’我从不说‘我做了个恶梦’，或是‘吓死我了’。她总是到浴室给我倒杯水，看着我喝下去。然后她吻吻我头上的这个位置，我马上就睡着了。有时接连好几个月每天夜里都得来这么一出，可她从来都不会事先在我床头放一杯水。她知道我必须得有个借口半夜里把她叫起来。可从来就不需要用言语去解释。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就连我结婚以后，在她去世之前，我都习惯了每周把我穿过的衬衣拿给她去洗。

“只要我父亲不在家过夜，我就到她床上跟她睡，一直到我十岁。然后就突然中止了。有天下午加拿大大使的夫人受邀来我家喝茶。一整天我们都在做准备。我母亲要确保我那几个姐姐和我知道怎么把茶杯和茶碟端起来。我还负责端着个放蛋糕和不带面包皮的小三明治的盘子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看有谁需要取用。我专门被送去理了发，还要我系上个红领结，在这一切的准备当中我最讨厌这个。大使的夫人头发是蓝的，这是我见所未见的，她带了个女儿过来，叫卡罗琳，当时十二岁。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特意交待过，出于外交和商业利益，我们两家一定要交好。我们都安安静静地端坐着，听两位母亲闲谈，大使夫人问我们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站得笔直，礼貌地作答。现如今可不会教小孩子这么做了。然后我母亲就带大使夫人去看我们的房子和花园，孩子们就给单独留了下来。我那四个姐姐都穿着她们正式的礼服裙子，一起坐在那个大靠背椅上，靠得那么近，看着就像是一个人，乱糟糟的一堆缎带、蕾丝和鬈发。我那四个姐姐全体出现的时候是挺吓人的。卡罗琳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我坐了另一把。有那么几分钟时间，谁都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