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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大床房，我们直奔走廊尽头亮着灯的房间，一脚踹开了门——黄校长坐在床上，正拿着手机录像，两个衣不蔽体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着舞。

周庸冲上前拿被子把两个小女孩裹住，给了黄校长一耳光。

我上前拦住周庸，让他别动手，先把两个女孩带去旁边的房间。

黄校长看着我：“你们是警察？”

这时周庸回来了，死死地盯着黄校长：“徐哥，你就让我动手吧，判我两年我也愿意！”

我说：“你是不是傻？你进去了，以后谁买单？”

我让黄校长把衣服穿上，告诉他站在床边别动，用腰带绑住了他的双手，然后让他打开墙角的保险箱——里面有几捆现金，三本封面画着梅花的账本，还有一个手机。我把手机开机，收到了许多条短信——都是要求购买儿童的。

周庸用网络电话拨打了上家的电话，手机响了，我对着黄校长晃了晃手机：“记得一个月前，你卖了一个感染尖锐湿疣的男孩到泊州吗？”

黄校长点头：“你们是为他来的？”

我说：“是，是谁让他感染上性病的？”

黄校长摇摇头：“不知道，我们是要求戴套的，但总有些客人不守规矩。”

我问他二楼不是有各种性病的检测试剂盒吗？那不是给那些来嫖的人用的？

他说不是，性病的检测试剂盒是给被拐到这儿的孩子定期体检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们卖出去。

周庸在旁边翻着三本账本：“徐哥，你得看看这个。”

我拿起账本翻了翻，三本账本记录的是不同的生意。因为年纪稍大的孩子记事能力强，不好卖，超过十岁的孩子会被统一卖到工厂做童工。年龄低于十岁，长相较好的孩子，会被留下来卖淫。长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则卖给乞丐团伙或其他人。

我翻完账本，看了看黄校长虎口的文身：“这都是你们梅花党的生意？”

黄校长抬头看我：“你知道梅花党，那还敢这么对我？”

我让他说说梅花党，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我告诉周庸报警。

录完笔录出来，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刚进村的时候，那个给咱指路去学校的老头，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个指路的老头，到的时候，他正在给孙子做饭——我们问他是否知道学校的内幕时，他表现得很平静：“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也得吃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