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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费多大周折，我就找到了王大锅的儿子。他确实在县里工作，给电业局局长当司机。在我的反复追问下，他才支支吾吾地挤出了点牙膏：“因为我认识县长的司机。”

认识县长的司机，便能把一个拾垃圾为生的普通庄稼汉列入县志人物志？为什么？

“父亲活着时我们做儿女的没尽到孝心，心里很不踏实，就想把后事办得体面排场一些。”

“于是你就托人把你父亲编进县志了？”

“不、不，没有，我不知道什么鸟县志，是他们自己干的。”

“他们是谁？”

“是那些编书的人吧。”

“你没去找，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父亲？”

“因为县长参加了我爸的遗体告别仪式，县长参加的活动是大事情，要记下来。”

“你跟县长很熟悉！”

“不，我只认识他的司机。我托他的司机求的县长，给了他两千块钱，还有两条烟。”

“县长就去了？”

“县长开始没答应，后来听说副省长送了花圈，他就推 掉了别的事情，去父亲的遗体旁鞠了三个躬，又绕着尸体走了一圈，还跟我握了手。”

“副省长为什么送了花圈？”

“县长的司机说认识副省长的司机，又送了他两千块钱。他就说可以以副省长的名义送个花圈。副省长送了花圈，县长二话没说就赶到火葬场了。”

我终于大体上弄清楚了传主变成著名人士的基本脉络：一个叫王大锅的穷苦老汉，在离开人世时其儿女为了挽回不孝的骂名而操办了一场有县长亲自出席的遗体告别仪式。因托人求得了一个以副省长名义送的花圈而变成了著名人士，故被立传，永载史册。

一个人的聚会

重阳节那天，老爷子比平时起得更早。

“这么晚还没睡？您又叮咣地折腾啥呢？”孙子冲着他喊，边揉眼睛边打哈欠。

“瞎喊啥呀，就你嗓门大？他这是起得早，不是睡得晚。”

我也跟着爬起来，受儿子的传染，也揉眼睛、打哈欠，还伸伸懒腰。

“天气真好！蓝蓝的天！”老爷子望着窗外，自言自语。

“天还没亮呢，您怎么知道天是蓝的？爸，爷爷的眼睛是不是出毛病啦？”儿子扭过头懒懒地问我。

“净胡说。他眼睛好着呢，能看见遥远的未来。就是耳朵背，听不见一句坏话。”我跟儿子打哈哈。父亲的确老了，常常黑白不分，一会清楚，一会糊涂。毕竟是快90 岁的人，能活到这把年纪本身就是个奇迹。

我把老爷子扶到沙发上坐下，凑近他耳朵说：“不着急，聚会11 点才开始呢，咱10 点出发就来得及。”

“最晚9 点走，堵车，不能晚了。”父亲皱着眉头向我喊。

“中午聚会，这才5 点刚过。着哪门子急嘛，真够恶搞的，我再睡会儿，把刚才的梦接上。”孙子用拳捶着后腰回到自己的房间。

老爷子只喝了杯热豆浆，就起身换衣裳了。还是那身十几年前仿制的灰布学生装，左胸前挂满生锈变色的校徽和奖章，正中间佩戴一朵鲜艳的绸制大红花，又反反复复地对着镜子把稀疏难见的几根白头发梳理摆放到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几点了？”每过几分钟，他就问一句。

“还是早点走吧？”等孙子一上班，他就不停地催促我。

我终于忍不住，刚熬过8 点半，就开车送他去学校。

父亲着急参加的是一场同学聚会。从70 岁开始，他们每年都要聚会一次，时间定在不冷不热的重阳节。他是此项活动的发起人和积极参与者，除一次因胃部手术外，从未缺席过。每到聚会前一个月，他就变得兴奋而忙碌，不停地打电话通知提醒。戴着老花镜，在涂满各种符号标记的通信录上反复核实变动的信息。有时他会给已经去世三四年的同学儿女打电话，通知聚会时间地点，惹得人家很不高兴。随着年纪的增长，记忆力开始明显衰退，遗忘的越来越多，记住的越来越少。但不论忘了什么，聚会这件事他却从没有忘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