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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像一个行人走到了水潭边缘上。也许这只是一次艺术性的停顿，但是这一停使得星星、夜晚似乎都在等待，好像故事、叙述、历史全都潜藏在事物的本质之中。宇宙为故事而存在，而不是故事为宇宙而存在。

“我编造出来的两周假期结束了。我没有任何计划；或者说有一百个计划，但这比完全没有计划还糟。有时候我考虑要回到法国去，但此时我会看到可怕的黄色人影从浓烟之中像醉汉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我看清了战争，看清了世界，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身在其中。我试图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可是我做不到。

“我穿上军装，让父亲、母亲和莉莉到维多利亚车站为我送行。他们认为我必须到多佛尔附近的一个军营去报到。火车上坐满了士兵。我再次感到自己被战争的巨流，即欧洲的死亡愿望卷走了。当火车在肯特郡的一个小镇停下来时，我下了车。我在当地的一家商业旅馆里住了两三天，毫无希望，毫无目标。谁也逃脱不了战争。大家看到的，听到的，全是战争。最后，我又回到伦敦，想到我爷爷家——实际上是我的伯祖父家——找个避难之所，在英国也许只有他能帮我这个忙了。我知道他是希腊人，他爱我，因为我是我母亲的孩子，而希腊人总是把家庭看成高于一切的。他仔细地听我讲，听完他站了起来，向我走过来，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劈头盖脸打了我一顿，打得很狠，直到今天还有感觉。他说：‘我想的正是如此。’

“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帮助，我都会提供给你’。他对我暴跳如雷，用希腊语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但他还是把我藏了起来。也许是因为我说了，如果我现在回到部队去，也会因为开小差而被枪毙。第二天，他去看了我的母亲。我想他可能已经摆出两条路让她选择：是履行公民的义务还是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她来看望我，没有说什么责备的话，这比爷爷的暴怒更令我难受。我知道，父亲知道实情以后，她会遭什么样的罪。她和爷爷共同做了一个决定：偷偷把我送出英国，到阿根廷去找我们家的人。所幸的是，爷爷既有钱，在航运界又有能提供帮助的朋友。一切安排停当，日期也确定下来了。

“我在他家里住了三星期，不能外出，充满了自我厌恶和恐惧，整日痛苦不堪，多次想自寻了断。最大的折磨是每当我想起莉莉的时候。我曾经答应她要每天写信。我当然做不到。别人怎么看我，我并不在乎。但我拼死也要让她相信：我是清醒的，世界是疯狂的。这可能与智力有关，但我可以肯定它与知识无关——我说的是有些人凭直觉就能做出完美的道德判断，他们能进行最复杂的伦理分析，就像印度农民有时能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令人吃惊的数学运算一样。莉莉就是这样的人。我渴望得到她的赞同。

“有一天晚上，我再也耐不住了。我从隐藏处悄悄溜出来，跑到圣约翰树林去。我知道，那天晚上她会到一个爱国缝纫组去，该小组每周在附近的教区会堂活动一次。我在她必经的途中等她。那是五月一个温暖的黄昏。我很幸运。她是一个人来的。我突然从等候的地方跑出来拦住了她。她被吓得脸色发白。她从我的脸上和便服上看出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一见到她，立即被对她的爱所淹没，连原先准备好要说的话也忘了。现在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在暮色苍茫之中和她一起走向摄政公园，因为我们俩都希望能在黑暗中单独在一起。她不争辩，也不说话，甚至好长时间都不看我一眼。昏暗的运河流过公园的北部，我们双双坐在运河旁。她开始哭起来。我没有资格去安慰她。我欺骗了她。这是不可饶恕的，不是因为我开小差，而是因为我欺骗了她。她一度避开我的目光，低头看黑色的运河。后来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叫我不要说话。最后她拥抱我，但仍然一言不发。我觉得自己集中了全欧洲一切丑恶的东西，但却身在集中了一切美好东西的女人怀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