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4/6页）

陶无忌瞥见苗彻的神情，便晓得他有点儿不耐烦。父亲这番话，应该是当账房先生时听来的，男婚女嫁的套路，三姑六婆的口吻，道理没错，但太琐碎，男人说不合适，尤其听众也是个男人，而且是个不太对路的男人。陶无忌起身给苗彻续了杯茶。苗彻轻叩桌面，做了个“谢谢”的手势。服务员陆续上菜。都是价格不菲的菜式，下血本了。陶父这次来上海，带了两万块，在城隍庙买了个金镯子给苗晓慧，算是见面礼，再给儿子五千块，剩下的钱，打算都用在这顿饭上。陶无忌死活不要那五千块：“该我给您才对——”陶父说：“你一个人在上海，我能贴就贴点儿，别嫌少。”陶无忌便道：“那这顿饭我来埋单。”陶父不肯：“这几天你花得够多了。这事该我付钱，小孩子别掺和。”

没喝酒果然是对的。席间气氛始终保持在三十六度七，温和、平静，基本只有陶父一个人在说，苗彻不反驳，也不附和，喝茶，吃菜。其实是有些别扭的。两条平行线，你说你的，我吃我的，搭不到一块儿。陶父眼里的失望都快藏不住了。通常这种情况下，老人家容易犯倔脾气。没有女人，独自拉扯三个孩子，这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比女人还要执拗，充满韧劲。就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讨个说法”——这话他一直挂在嘴边。陶无忌初二时，有人介绍他去做家教，对方是个才上小学的男孩。起初挺顺利，可没上几次突然被人家弹回来，也不说原因。介绍人禁不起陶父再三逼问，支支吾吾漏了些：“女主人这阵总发现皮夹子里少钱——”陶父看着很内向，性子却极为刚强，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猜忌？带着儿子冲过去，没头没脑的，只是要“讨个说法”。那家人也不示弱：“真要报警，大家面子上都难看。”陶父道：“报警就报警。你不给个说法，我自己报警。”后来还是这家的小学生坦白了，说是买游戏卡，偷了妈妈的钱。那时陶无忌才十三四岁，生得很瘦，到底年纪小，有些受打击。父子俩一路走回去。那天正赶上下雨，偏又没带伞，虽说路不远，也是城东到城西，衣服湿个透。陶父是秃顶，平常都把两边头发往中间梳，被雨这么一淋，头发一根根耷拉下来，头顶现了原形，十分狼狈。

小孩子只是单纯委屈，陶父却想得更多。想没有女人的、落拓得有些可笑的家。一家四口抱团取暖，却还是窘迫。两个女儿都不是读书的料，也亏得是这样，否则以他左支右绌的精力，又如何能兼顾三个孩子？倒耽误了。重男轻女也是个缘故。在儿子身上，到底倾注得更多些。几乎是恶狠狠地，望子成龙，把全部的希冀都寄托在陶无忌身上。陶父是农民出身，祖上三代也是头顶黄土背朝天，也不知怎的，他天生竟有些读书人的气质，喜欢看书写字，也愿意上学。初中毕业时家人劝他读个技校，他死活不肯，硬是考了高中，一门心思想上大学。但成绩实在是勉强，比高考分数线差了一截，再复读一年，依然是不行，到头来还是只读了个中专。心灰意冷了半辈子，儿子让他眼前一亮，真正是个好材料。陶父欣慰之余，觉得这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自己未竟的读书梦，儿子替他圆了。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瞬，儿子还没怎样，他竟激动得热泪盈眶，整个人都站不稳了。泪眼蒙眬中看去，儿子身体仿佛闪着光，双肩那里延展开来，竟是一对金黄的翅膀，弯弯袅袅，在风中做出挺拔的姿态，傲然飘摇。陶父想，没错，儿子可不就是凤凰吗？

苗彻忽然说起“凤凰男”。他问陶父：“知道什么是‘凤凰男’吗？”陶父猜想必然不是好话，只是笑笑。苗彻说下去：“在上海，凡是生女儿的家长，最怕遇到‘凤凰男’。”苗晓慧叫了声“爸”。他摇手：“我是实话实说。陶先生，您也是有女儿的人，又是一个人带大孩子，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共同语言。”陶父含糊应了声。